东莞市政府禁止养猪，引发激烈辩论。为回应舆论的质疑，东莞市委宣传部和东莞市经贸局前天又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决策原委，并强调这是一项科学决策。首先应该肯定，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至少表明政府正视民意、愿意回应，比起那些要么讳莫如深，要么指责别人乱炒作的态度要好得多。但是，从提高管理水平的角度来说，希望东莞市政府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识一个道理，这就是，一项政策，不是决策者说它科学就科学了，它要由社会公论来承认。决策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说明自己作的决策如何“科学”，但这只能是社会讨论的开始，而不是结论。

　　就养猪禁令来说，触及三个重要问题。公众的关注不是无厘头，是有道理的。这三个问题是：治污工作的战略重点是否对头，“环境正义”是否体现，以及管制手段是否滥用。

　　东莞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当全世界都盯着看中国到底用什么办法来降低排放、治理污染时，东莞给出的措施竟然是禁止养猪，用网络语言来说，真是晕倒了一大片。不必否认，许多小养殖场和个体养殖户在排放污染物以及卫生条件等等方面问题重重，需要治理。建立大的养殖基地，对污染控制和卫生检疫等等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东莞不应该忘记，养殖业对当地污染的贡献，只在30%左右，大量的污染来自于各种工业项目。而且，猪粪之类的污染是可逆的，相对容易治理。而许多工业污染，尤其是对土地的污染，近乎不可逆，极难治理，后果也非常恶劣。

　　东莞更加不应该忘记的是，它以世界工厂而闻名，也就必然在环境污染和劳资关系方面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东莞要想成功转型，必须在解决工业污染方面拿出真正有效的办法来。最近几年来，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层面上最重要的头号议题，也是中国面对的最严重的压力之一。东莞作为“世界烟囱”之一，竟然做的是禁止养猪的文章，无论如何都是重大的战略方向错误。

　　有人说，政府有减排压力，急切之间先挑最软的环节开刀。就客观效果来看，很难否认这种嫌疑。鲁迅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弱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东莞不是以治理工业污染，而是以治理养猪污染而引起关注，恰好就像是“抽刃向更弱者”。至少从城市形象的角度来说，也是败笔。

　　而比城市形象或政府形象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是否体现了“环境正义”。环境正义的观念揭示一种现象，就是社会的不公平，不仅在于财富分配的不公平，而且在于环境风险的分配也不公平。所谓风险不公平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发展进程中的弱势者承担了最大的环境污染的后果。另一个是，政府执行环保议题，反倒是弱势者先要承受最大压力。

　　从环境正义的角度来看，以产业转移为名，将污染推出去，就是不公平。它带来的效果必然是竞相向外倾倒“垃圾”，由此便给所谓“落后”地区以及弱势者带来了更大的污染、肮脏、疾病和短寿。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在全球意义上，我们也是受害者。但是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的竞争，本身也在不断重复和强化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构，这是一种悲剧。东莞的养猪禁令引起那么大争议，是因为很多人本能地感觉到了这里有不公平。

　　正因为如此，污染的治理不能仅仅着眼于技术，必须着眼于社会。但是长期以来，技术思维和官僚体系使政府习惯于大量使用“管制”手段去实现一种管理上的设想，这就是为什么动不动就发布各种“禁令”的原因。但是，这样的管理与政策，与政府一心想要接轨的“国际惯例”刚好相反。国际惯例是，环境的治理是一项社会工程。任何政策，必须先顾及到最弱者，必须使最弱者能够在政策与管理框架下获得参与的途径，并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只有最弱者获得利益补偿，并赋予其发展能力的政策，才是真正科学的政策。（编辑：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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