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体制的核心元素就在于管制。管制者属于所谓先知先觉，所以应该由他们来控制整个社会，规划整个社会。于是，本来属于社会的、公民的权利，就都被国家所接收，都被极少数精英组成的官僚金字塔所垄断。整个社会成了一个棋局，全体公民都是这个棋局上的棋子，任由极少数精英组成的官僚金字塔摆布。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正与全面管制渐行渐远，而愈来愈走向自治和开放。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改革三十周年之际，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其动力就是广东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先行就是主要先行于管制的退缩，自治的扩张。无论是广东市场经济的繁荣，还是广东市民社会的发育和发展，都体现了这个鲜明的特点。

　　但这并不等于说，广东在任何领域都是先行的。否则，解放思想也就成了无的放矢。那么究竟广东的哪些领域与其先行位置格格不入呢？窃以为，在涉及精神生活的诸多领域，广东非但不是什么先行地区，倒毋宁说是典型的落后地区。文化出版远远落后于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等远亲近邻；至于教育领域，中国教育被称作计划体制的最后一个堡垒，这点广东也从来没有能够免俗。

　　民办教育家信力建先生最近在谈到广东教育危机时，尤其对民办教育领域的行政审批愤愤不已，指为广东教育改革的拦路虎，这应该是切中时弊的。其实岂止民办教育，行政审批从来都泛滥于广东整个的教育和整个的文化出版。广东的市场经济能领先全国，广东的市民社会能领先全国，这么好的社会土壤之上，却不能生长出繁荣的教育和繁荣的文化出版，这只能归结为广东相关领域的管理滞后。换句话说，是行政审批导致了广东教育和广东文化出版的死水一潭，导致了广东人精神生活的长期荒芜。

　　行政审批是管制社会最重要的遗传基因。而对整个教育、整个文化出版领域实行全面管制，则无疑是昧于时代潮流的不智之举。中国正在告别传统的政治国家，转向市民社会。而在市民社会中，公众才是全部社会生活的主角。政府的职责不再是对社会实行全面管制，而只能是为社会提供最大化的公共服务。

　　这些道理，相关部门不是不懂。只有从社会公仆蜕变成了社会主人的政府才需要防民，才需要全面管制。一个以提供最大化的公共服务为天职的政府，完全没有这种必要，而肯定是对公众抱着信任态度和宽容立场的。事实也证明，哪里的政府对公众信任而宽容，哪里的政府社会信用就高，政府与公众合作的空间就大，社会治理的成本就低。

　　全面管制早就没有了正当性；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其合法性也大打折扣。走向市民社会之当下中国，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已经是天经地义之当下中国，全面管制的诸多理由早就无法欺人，而不过是利益集团尤其是部门利益集团设租、寻租的公开的幌子。对民办教育的全面管制，由教育行政部门全权行使；而教育行政部门跟官办学校则是父子关系。对民营文化产业和民营出版业的全面管制，亦由文化行政部门和出版行政部门全权行使。而文化行政部门与官办文化产业，出版行政部门与官办出版业，亦莫不是父子关系。让官办产业的利益代言人，借助公权力，对其民营竞争对手实行全面管制，其间的隐衷，难道不是昭然若揭？

　　就如广东媒体的发达，并无损于广东的发展，反而成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品牌一样，广东教育的开放和广东文化出版的开放，非但不会损害广东，反而只会为广东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增光添彩。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迟疑，要么只能归于短视，要么只能归于利益考量上的别有所图。广东思想解放的鼓点正急，如果说广东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在市民社会问题上还需要解放思想是响鼓重锤，那么，对于早已喑哑的广东教育之鼓，广东文化出版之鼓，则尤无重锤不能发声。概而言之，破除对教育、对文化出版的全面管制，应该是广东解放思想的急中之急。

　　□笑蜀(媒体从业者)（编辑：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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