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拟引入立法辩论机制，颇值得关注与期待。这一机制的重点在于，在立法过程中召集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专家、行业人士和公众代表，就法规内容进行公开辩论。相对于以往一些立法运作，比如发布法规草案来征集公众意见，立法辩论机制可以更为直观地反映不同利益群体（及代理人）的博弈过程。

　　这么说，主要考虑了两方面背景。一方面是国内的立法现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相对应地，地方人大可以制订地方性法规。一般来讲，人大立法的理想程序是：人大代表提出立法提案，人大专门委员会调研立法可行性或草拟法律，然后在人大的会议上讨论审议通过。现实的情况则是，人大委托相关部门或专家小组起草法律草案，由人大开会讨论审议通过。因此便出现了“部门立法”和“委托立法”等现象，而人大的讨论辩论程序往往被虚置。这样的话，一旦起草者片面追求单方面利益，也难以在立法过程中得到有效纠偏。从这个角度来讲，深圳引入立法辩论机制，形同重启人大立法必要的讨论程序。换句话说，立法辩论本为人大立法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涉及人们对法律的普遍认识。法律为正义而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维护人的利益。笼统而言，维护一些人的利益，必然损害或剥夺另一些人的利益。因此，立法必须寻求相对平衡，并在程序设置上照顾到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博弈机制缺失，就可能出现法学家所指出的，在法律付之实施之后，由于相关利益群体的意志在法律中未得到充分体现，结果往往是法律得不到落实。由此来看，立法辩论乃立法必要程序设置，更是防止恶法的关键阀门。

　　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将此作为常规和必要立法程序，理直气壮地全面推行。然而，深圳挑了“无线电管理条例”这样一部法规草案来进行试点，可见在这上面所持的谨慎态度。顾名思义，将于月底提交审议的这部草案不仅颇具专业性，而且并非广大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所以也就不难想象，届时即便展开公开辩论，感兴趣者想必不多，交锋也不会太激烈。虽说这样也比“这里的会场静悄悄”热闹些，终究保守有余创新不足。

　　要我说的话，既然立法辩论机制符合立法的程序性要求，又离当下现实走得不算太远，胆子还可以再大些。比如在涉及市民切身利益的事项上——拆迁赔偿、城市规划、公共服务和城市交通等等，放胆让相关利益群体开展公开辩论，进而在地方法规中充分体现其意志。这样也才能充分展示和检验立法辩论机制的力量。有人说，深圳不仅要做经济改革的特区，还应在新时期充当政治体制有序改革的特区。这话说得还是有些道理的。所谓的期待，也在于此。（编辑：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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