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两会接近尾声，各路言说持续热烈，代表、委员们的表现也越来越为公众瞩目圈点。昨日，媒体报道了人大会场的一则新闻：前天上午，在分组审议两院报告时，列席讨论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直言指出司法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谈到“纪委书记在书记领导之下，就不敢监督书记了”。他的这番发言，屡次被同组代表打断。打断发言的代表说，“这不是我们组的意见，是你个人的”，“这话只有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说，省人大代表不能说。我们都听不见。”并在提前离场时对在场记者说，“不要把我写上，我没有这个意见”。

　　这则新闻在会场外迅速传播开来，在网络上得到上万网友的点评回复。这些汹涌而来的意见，对退场代表表达了愤怒、不屑和不可理解，对李永忠的所谓尖锐发言表示了积极支持和赞赏。一条近乎白描的会议新闻却调动了公众的浓厚兴趣，会场内外的代表言行和公众反应，构成今日直白生动的政治生态与社会图景。谁说政治与我们很远？

　　网络民意在这则新闻里表现了明显的道德判断。网友简单地把李永忠划归为为民请命的好代表，尽管他不过讲了自己认为的真话；退场代表则被一致认为是不称职、不合格代表，尽管他只是更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现实担忧与政治立场。这一个在民主政治代议机构里并非惊世骇俗的场景，在我们的政治场域中却鲜明触目。尽管李永忠代表也许并非杰出到需要如此猛烈的赞扬，而退场代表也并不至于真的堕落到要就地罢免。比道德喧哗与政治愤懑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没有规则意识，没有政治底线，我们的代议政治恐怕要从修复底线开始。

　　我们的代议政治如何失去了规则，又或者说，我们如何建立最初步的政治规则？90年前，孙中山有感于国人议事无为，写了一本专谈议事规则的《民权初步》，教人如何开会。他在自序中说，“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之天性矣。”“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今日退场代表的言谈行状观之，姑且不论其代表谁的利益，问政能力如何，即以其强辞断话、退场避责的举动，90年来的议事规则启蒙算是完成了么？

　　诚然，从另一角度讲，退场代表所表明的未尝不是更真实的政治现实。甚至于说，相比那些内心逃避、精神离场的代表来说，这位有言必行的退场代表，更像是演出了一场讲真话的行为艺术。他以言出必行的拙朴，袒露本是秘而不宣的政治内心，在中国人最忌讳的政治场域，完成了一次直接的思想对撞与方式比照。但这些都不过是事后的积极解释，像是尴尬之后的及时圆场。事实上，退场代表的言行，以一种极端的个人形式，跌穿了代议政治的起码底线―――受谁委托，为谁代言。他令人惊讶的谨言慎行，出人意料的消极避责，完全没有了一个代议人士最起码的利益标识与责任来源。

　　又是什么制造了跌穿代议政治底线的人大代表？是无所不在的自我审查。当退场代表屡次打断发言，李永忠不得不说出，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的发言可以免责。或许表现不一，但我们依然能从代表们的言行之中，感受到代议机构的会议室里那种不在场的无形监视。正是这种监视，令代表们无时不在为自己的言论忧心。这是典型的自我审查所导致的问政能力衰退，是长期的权力恐慌内化而成的示弱噤声。客观上说，结构性束缚确实导致了严重的自我审查，但这一切是否就都因之而消极合理呢？不得不承认，今天可见的情形是，并非所有的人大代表都已经把这个外在圈定的议政空间撑到了最大。而在绝望中寻求希望，是一切历史进步、社会自新的精神起点。过度的自我审查，消极地推卸责任，所屏蔽的恰恰是这种进取的历史意识。

　　因而解除这种自我审查的历史时机也同样存在。不论是执政高层提出的解放思想，还是强调要讲真话，不讲假话和套话，都表明这种普遍的自我审查所禁锢的思想交流，已经影响到正常的政治沟通与参政议事，这也同样触及到执政党的现实利益。因而，执政高层冀望通过开明政治，缓和化解全社会这种过度自我审查带来的政治喑哑，借此造成生动进取的精神局面。这番情形，恰恰是直言议政的李永忠们大有可为的时机。解放思想，也正是要从最起码的讲真话和听真话开始。从这点上说，李永忠与退场代表的这番对辩，已经论证了讲真话与听真话，几乎就是在为更长远的解放思想修复底线，而今日竟至如此，唯全社会戮力而行。（编辑：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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