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向全社会公开征求修改意见和建议。根据征求意见稿规定，政府拒绝公开信息申请的，公民可依法提起诉讼。同时，行政机关对拒绝提供政府信息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最高法院：政府信息拒绝公开可被诉》，《新京报》，2009年11月3日）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重要性的论述已经浩如烟云了，说白了，要政府公开信息，无非是将公共权力的运行置于民众的眼皮底下，让执政者有敬畏百姓之心、老百姓对政府有纠责问政之念。道理很简单，“你如果不公开，我怎么监督你”。换言之，掌握了社会资源最大分配权的政府，如若仍旧选择不公开、不透明的行政方式，将权力藏着掖着生怕“见光露面”，大玩什么神秘把戏，那么它必定是将权力玩弄于股肱之间、大肆进行暗箱操作的人治政府。这样的政府，要想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实在太难。在透明政府、阳光行政的理念逐渐为国人接受之后，2008年5月，让亿万国民期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终于出台了，如若轻描淡写地描述其法治意义，则太小瞧了这部法律。

　　众所周知，改革的难度甚于革命。革命“革的是敌人的命”，改革“革的是自己的命”。这样一部法律的出台，实也好虚也罢，不论怎样，都体现了执政者自我限权、向现代政府转型的努力。至于是将它看作是一捅就破的窗户纸，还是真材实料的铁盾牌，关键的是看看它“挡风遮雨”的真正功效。话说白了，不经落实的权利，它就是一纸空文，束之高阁，摆个样子罢了。这不免让人想起，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Robert Putnam)写过的一本书《让民主运转起来》，大意是“民主的好坏关键是要看公民的参与与传统”。我国政治学家俞可平先生，也有一部类似主旨的书，叫做《民主与陀螺》，他将民主类比于小时候玩的“陀螺”，喻指“陀螺需要鞭子抽动才能运转，民主也需要激活”。说的更严重的，比如耶林，他讲到“若无权利，人将归于牲畜”，这与古代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仅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就全像一群奴隶”的名言如出一辙。其实，古今中外，话语不一，旨趣相同。那就是，公民需要法定权利保护，但是即使是有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利也不是能“坐享其成的”。这就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并不能自动规避它犯错，却给人警戒之心，要想真的发挥功用，还需唐僧先生动一动嘴皮、念一念咒语。公民权利也是如此，需要一定的力量来激活，否则就落空了。

　　君不见，“按规定，各级行政机关应在每年3月31日前公布本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但北大研究机构的一项跟踪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4月15日，只有28个省级政府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近一半的国务院部门没公布。在全国31个省级政府中，只有9个被认定及格，其中黑龙江、上海84分。而浙江省被认为最差，只得24分。”这样看来，《条例》中规定的信息公开这种“政府义务”与“公民权利”还是大打折扣了。最高法院出台《规定》的行为既暴露了大多政府机构仍然将权力运行当成与“老百姓不相干的事情”，力图与群众划清界限的保守观念，又暴露了我国“有法律、无权威”的弱法治生态，不禁让人无奈。

　　翻看历届人大工作报告，立法工作向来被视为推动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步骤，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动辄成百要么上千，应该讲还是适应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但是，有法不依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让制定法律的部门做了无用功、成了纸老虎。

　　有些时候，规制政府就是授益于民。因为它明确了政府的权力边界、设定了政府行政的底线，可是如果政府仍然置若罔闻，说一套做一套怎么办？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最高法这次不就开始有动作了吗？在中国，说话容易办事难，开空头支票的事屡见不鲜。其实要根除这些弊病，并不难，关键是把握一条基本精神那就是“动真格”，这样，诸事就不再复杂了。重庆打黑是个例子，不管你后台有多大、在当地影响力有多大，只要涉黑，就要头悬利剑、剑有所指，如若真的动了真格，公民维权之路就畅通多了，真正激活公民的权利成本也就低多了。

　　写到最后，想起最近热播的《建国大业》，蒋介石对要在上海打大老虎的蒋经国说道“现在整顿还有用吗？”时过境迁，相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共产党人，应该能找到激活公民权利和约束政府行为的“紧箍咒”。（作者为南开大学博士候选人、旅英学者）（编辑：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