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两弹一星”元勋，“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著名的爱国科学家钱学森不幸与世长辞，享年98岁。噩耗传来，如巨星陨落，天地同悲，星月同泣。

　　认真研读关于钱老的纪念文章，不仅感慨于他在科学上的辉煌成就和卓越贡献，更感动于他非凡的道德风范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值得我们永世铭记！见微知著，精神见诸于言行，笔者以为，钱老的高贵品德精神仅从六句话中，就足可以折射出来。

　　爱国主义，“不讲条件讲奉献”。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钱老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如是说，“钱学森不是搞技术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回国后让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从不讲价钱，从不讲条件。”50年代他放弃了美国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毅然决然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他深爱的祖国，将自己的才华和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按他自己的话说：“回国没有什么，就是来服务。”也正如他另一个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俞鸿儒所讲，钱学森凡事都站在国家的层面，没有私心，凡事只要为国家好，就去做。20世纪50-60年代，钱学森带领中国航天军事科技人员在中国自然环境最恶劣的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太阳的炙烤，坚持研制、试验尖端科技武器。因为行动绝对保密，以至上演了青梅竹马结良缘、相濡以沫紧相随的夫人蒋英找国家领导人“索夫”的故事。他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为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还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在爱国这一点上，这和倍受爱戴的美国总统林肯“不要问祖国能够给予我什么;而要问我能为祖国做什么!”的思想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因为爱国主义都是相通的，不分国家、不分民族的；这对于面对任务总是挑三拣四，甚至问“祖国给我什么”的人，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勤学肯钻，“任何问题可解决”。学生们担心知识面不够，在当时全世界都属于尖端科学的航天领域，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对此，钱学森勉励他们：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哪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解决。”这正如当年叶剑英元帅所讲：“攻城不怕坚，功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不怕困难，不迷信“洋人”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在任何新的领域，我们都是小学生。”这是他一生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笃志进取、敢破敢立的动力所在。回国不久，中央领导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他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能干。”由此中央最后决定搞“两弹”。正是这种不服输，“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勇气，注定了他为我国军事、航天事业建立不朽功勋，最后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国家杰出科学家”、“中国十大文化偶像”等殊荣。正是这种“任何问题都可解决”的钻研精神打下的深厚学术功底，使恩师冯.卡门在1967年出版的自传中，罕见地为自己的学生立传，称他为“美国火箭领域中最伟大的天真才之一，我的杰出门生。”难怪当年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下令，宁愿枪毙了钱学森，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在哪，钱学森都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

　　科学精神，“重要的就是创新”。“两弹一星”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在没有充分资料可查，没有现成模式可依的情况下，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航天军事科技人员锐意创新，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成功地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和导弹。正如他所强调的：“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这里，有他对学生的“严谨、严肃、严格、严密”要求，也是他治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工作中他崇尚科学，实事求是，敢于负责，力求创新。钱学森提出过许多富于创新的、超前的见解，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２０年。

　　甘为人梯，“发展要靠年轻人”。据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回忆：“钱学森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另据王永志回忆，“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王永志说，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建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不难想象，正是钱老这种甘为人梯，相信年轻人，培养年轻人，重用年轻人的超前眼光和博大的心胸、气度，才造就了我国航空事业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这对各级各行业领导开放胸怀，摒弃挑剔求全眼光，早发现、早培养、早造就就高素质年轻干部，无疑是一种难得的启示。

　　但是近年，病榻上的钱学森向前去探望的温家宝总理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面对这一重大问题，中国有必要反思和改革培养人才和吸引人才的机制。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也有必要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环境中，克服某些大专院校群体素质的退化和堕落，重拾一流人才的品格与坚持。只有出现一大批一流人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可能实现。

　　淡泊名利，“我姓钱，但不爱钱”。 执着于事业，淡泊于名利，是钱老的为人准则。作为国际知名科学家，为了“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他可以一头扎进大西北，在黄沙烈日中风餐露宿。可在功劳等身之时，却一个又一个地要求辞去各种职务、职称。他对“官位”一点也不在意，总说自己是一名技术人员，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希望媒体对自己的宣传减少再减少。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钱老建立设立的，成为首任院长后，行政事务使他无法专心管理技术问题，他果断地向周总理和聂元帅写辞职报告，从此中央只让他任副职，以便全力以赴处理科技问题，对此他非常满意。钱老70岁后就不断地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甚至要求免去他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称号。这要让多少争名夺利、买官卖官之辈们汗颜！金钱对于钱老如过眼浮云，他把除自己工资外的几笔大收入都捐出去了。 2001年，钱学森获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100万港币奖金，他将这笔钱捐给中国科协沙草产业基金会，并说了一句诙谐而意味深长的话：“我姓钱，但我不爱钱。”钱老舍弃功名利禄的背后，是其难得高尚的品格！以钱老的能力，如果追求金钱地位之类的个人价值，有多少人能望其项背？又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真正将家国天下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值得深思！

　　谦虚谨慎，“向我学习，不敢当”。为祝贺钱老96岁生日，科技日报举办一个“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为他提前祝寿。他说：“向我学习，我不敢当。但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希望会议开得成功。”曾经与钱学森一起共事的梁思礼院士认为，“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但在钱学森眼里，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决不是单个人所能取得的，他所干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他反复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我只是沧海一粟。”他多次拒绝了美国拟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的称号。这种谦虚博大的胸怀，还可从他的“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四不原则中得到体现。

　　“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这是钱学森的心声，也是他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体现了一种风骨，一种气节。治学，钱老当为所有科学家之楷模；做人，钱老不愧所有国人之榜样。透过钱老的辉煌成就和卓越贡献，透析其高深修养和道德风范，不难看出：修养有多深，成就就有多大！人品决定成败。所以人生不能没有一种品质，人生不能没有一种情操，人生不能没有一种美德，人生不能没有一种修养。诸葛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辅助刘备三分天下；道德楷模、人格丰碑周恩来，建立不朽勋业，最受人民爱戴！——良好的道德修养是成就事业的前提。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让我们在钱老的道德精神感召下， “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潜心学习，精心修炼，拒绝庸俗，接受文明，开拓创新，求真务实，认真履行使命，推进各项事业，以告慰钱老的在天之灵。

　　钱老精神永存！（编辑：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