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教育的新闻炒得很热，单拣眼前的两件来说，二者均与教育话题有关。一是，因为三四把手腐败被抓而犯众怒的武大，算是被媒体和公众们咬定为“反面典型”了，记者同志们不辞辛劳地接二连三地挖出了一些武大的问题，似乎已经成功将武大置于民意鞑伐的风口浪尖，至于武大这些事是不是教育界的一个个例，这些问题是不是武大一个学校的问题，似乎已经根本没有人来关心了。人们只知道，现在终于有了出口怨气的声讨对象了。于是，就出现了“武大教授病床上被宣布终止聘用”的新闻（《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18日），民众特别是网民们一边倒地对武大展开了新一轮的舆论攻势。武大就这样被贴上了“腐败+无情”的标签。

　　二是，新京报一则份量十足的新闻“留美博士后回国摆摊难为生”（参见《新京报》，2009年11月19日），一时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早些年浙大毕业生卖酱油、北大学生卖猪肉、南京博士街边乞讨的新闻曾经寒了多少关心教育的人们的心。如今故事版本甚至升级到归国博士后的头上，如果不能说具有“重磅炸弹”的新闻效应，也足以触痛人们那根脆弱的教育神经。据报道“38岁的孙爱武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工专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博士、密歇根大学博士后，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半年前，他回国未找到工作，在海淀五道口一农贸市场摆地摊为生，靠煮土豆、红薯充饥。因无力抚养，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被未成年保护中心收容。孙的同学和亲属称，他的妻子也是美国研究生毕业，夫妻两人精神都不稳定。”故事还没完，据《新京报》的后续报道，“5名南开校友致信南开大学校长，呼吁学校考虑聘用孙爱武，并协助其治疗精神疾病。南开校长饶子和院士表示，会去了解情况并认真考虑。”这样的故事虽然令人寒心，但是在寒冷的冬季，北方的这所高校似乎更温情一点。

　　两则新闻，报道方式不同，内容有别，但是故事结局是否类似，我们仍然有待观察。唯一可以肯定的是，59岁的张在元先生需要“工作”，以持续“学校因为考虑其实际困难，其聘期内的医疗费用首先从其个人薪酬账户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学校给予60%的补贴”的优惠政策；38岁的孙爱武需要一份体面的“年薪八到十三万美元的工资”工作，能够养活一家老小和证明自己的价值。且不说在病榻前宣读解聘通知的武大，先前就已经为张教授支付了70多万元的医疗费，是否真的如网民声讨的那样“邪恶”和无情；也且不说孙爱武要求的工资跨度如此之大是否证明了心虚。网民对武大的讨伐和五名南开校友对南开的公开信，都似乎对学校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学校有责任帮助有困难的教职人员（及时聘约到期）、学校有责任为没有找到工作的杰出校友提供饭碗。

　　应该说不论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一的武大，还是因为一封信的原因被卷入事件的南开，两所著名高校都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一，要是继续留任生病且合同到期的教授，并且继续人道地为其承担医疗费用，要是仅凭一篇高水平文章就要给一个“行为怪异”的校友一份体面的工作，定会有人骂学校大包大揽、“滥用资源”，搞不清好事者又会清查张教授、孙博士后与学校上层谁谁交往甚密；二，如果是公事公办、照章办事，到期解除一个不能承担科研和管理任务的教授的合约，如果直接拒绝一个“心高气傲、不能很好掌握社会交往技能，甚至宁可接受捐助而不愿投简历找工作无恶生活窘困的人”，定会有人骂学校“薄情寡义”、“虚伪无情”。

　　人们的仁慈之心是需要肯定的，但是，学校究竟不是什么慈济院和救济堂。如果说武大方面在病榻前宣读解聘合同的做法真的欠缺妥当、有失人道，那么救贫济困从来就不是学校功能的道理大家是否应该好好想想？将武大当成中国教育现象替罪羊的朋友们，似乎应该脱离传统的思维。事实上，不论是武大也好，南开也罢，中国的高校被赋予了太多的功能，学校办食堂、学校办幼儿园、学校开医院、学校承担医疗费用等等等等，大学似乎还停留在自给自足的改革前时代，这都是高等教育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话说回来，张教授的治疗问题和孙博士的生活问题究竟应该如何解决，不是一个学校就能包揽的，负重前行的中国高校不能按照人们情绪化的“道德定位”来承担所有责任。我们不妨问一下，如果一个社会社保制度健全、如果卫生保障和失业保障措施得力，骂声中挣扎的高等院校们是否还需要天天与媒体周旋？

　　说到底，这两则新闻所引人思考的不是由高校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的问题，而是中国高校如何剥离某些社会功能、我国如何构建一个完善和适度的社保制度的问题。人们啊，还是不要逼着大学做什么“慈济院”了。（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旅英学者）（编辑：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