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近日推出“滴滴报警”。这一新开发的警务系统基于微信公众号，分为普通用户端和警用端。市民通过用户端发布警情后，系统向附近警力“派单”，民警随机“抢单”后接警。一次出警完成后，用户可实时评价，警方设立相应考核机制。

　　这一创新想必是受“滴滴打车”启发。如果把有限警力比作供给端资源，报警群众视为不定量需求，那么过去的出警模式确实存在效率不足。比如派警机制按照警务责任区划分，有时警情附近的派出所没有出警权限，又因出警机制在激励考核上拉不开差距，小部分民警接警、出警积极性不足，特别是在某些关键时刻，警力调配有可能不均匀。“滴滴报警”模式的发力方向，即是将出警积极性和激励机制挂钩，以“抢单”提升接警效率，“两分钟必达”强调出警效率，准确把握了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回想起一开始的滴滴打车，因为没有“反作弊机制”吃了不少苦头，不少乘客和司机私下勾结，乘客发布“幽灵订单”，司机通过多“接单”拿奖励，还有所谓“抢单制”，最后变成了司机挑单。那么，“滴滴报警”会不会让人担心：视报警情况挑单，甚至制造虚假报警单，并通过虚假出警拿奖励分？

　　虽然以“提升效率”为出发点是好的，但如果将“滴滴报警”视为公共资源进行某种市场化探索，或许并不是好选择。市场具有自利性，公共服务具有公益性，倘若将公共资源市场化，则要面临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拉锯战”。实践早已证明，公共资源市场化不必然意味着提高经济性、效率性、效能性。在一些追求效率的公共资源上面，可以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对一些公益性很强的公共资源，一味讲市场化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次生问题。如部分地区曾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上试行市场配置，结果导致了“上学难”“看病难”等，同样，涉及治安、公共卫生、园林、税收以及公众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公共资源，就不能或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走，特别是派出所警力这种相对稀缺又需均等化分配的公共资源，更不能按照“效率最优”的思路走。如此来看，开通微信服务确实拓展了渠道效率，但“派单”“抢单”就有过犹不及的味道。

　　当前，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很多公共领域都兴起“互联网化”，尤其是一些面向群众的公共服务领域，为了提升运行效率，纷纷对接起“共享经济”“分享经济”概念，但很多时候经不起推敲。如此前温州交警上线“智能随手拍我要举报”平台，以鼓励举报交通违法行为，举报成功的市民可通过抽奖获得行车记录仪、微信现金红包、流量等奖励，也是典型的过犹不及。鼓励市民相互举报确实可能提升效率，但也产生了人人自危的社会风气。和“滴滴报警”一样，它们的主要问题是强化了对个体的激励，而这种个体一旦过度激励会与公共资源的公益性、均等化形成冲突，特别是“抢单”“奖励”这样极具个体指向性的奖励，极有可能导致有些人想办法从游戏规则里谋私利。往大处说，公共资源配置与市场机制之间也存在价值冲突，因此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必须坚持提升资源效用、扩大公共产品供给、维护社会和谐、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维持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发展环境等为价值取向。

　　具体到出警资源的效率提升上，不如先从开通多渠道报警做起，不必生搬硬套所谓“共享”模式。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