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日前发布了“2018年一季度检测发现问题的应用软件名单”，共发现违规软件46款。其中，19家应用商店中的44款APP，比如“今日头条新闻”“安卓优化大师”等，涉及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部分照片软件则未经用户同意，随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还有一款游戏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向外发送短信。工信部表示，上述名单中的不良软件已全部被责令下架。

　　正如上述信息所呈现的，不良软件应用主要有三种形式：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恶意“吸费”。其中，第一种形式是大多数不良应用软件所共有的特征，第三种形式基本上是游戏棋牌类应用软件所共有的特征，第二种形式基本上每个软件都存在，只不过没到恶意使用的程度，就唤不起公众的足够注意力。这个归纳的数据支撑面是，工信部每个季度都会对应用商店及软件进行抽查和评估，并出示不良应用“黑名单”。倘对每个季度的名单进行盘点，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尽管有效举报量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其背后的不良应用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以“应用宝”为例，2017年第四季度就因“软件捆绑”被点名，此次依然被揪出了授权问题。如果更细致一点，有很多被下架的不良软件是极其相似的，不免令人怀疑是换个名字，摇身一变，重新出现在了应用市场上。

　　“黑名单”的预期作用就是惩戒性，但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多少企业能读出这种警示意义。这让人想起此前乱象重重的直播软件，部分软件重复性“涉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惧下架。因为网上有人专门从事源码的公开售卖，运营者只需要上百元就可以买一套，往里面填充内容即可，如果被查封了，换个名字和服务器，还可以卷土重来。这充分暴露了“下架”作为一种惩戒措施，却存在威慑力不足的问题，在一些头部软件身上体现得更明显。交通部曾经批评某些网约车平台在被约谈后，就将承诺抛之脑后，继续我行我素，视约谈为“耳旁风”；中国人民银行则对支付机构公开喊话，“别以为自己‘大而不能倒、大而不能管’，就漠视规则、逃避规则。”不久前，某短视频软件因为出现侮辱先烈内容被下架，即被《人民日报》公开批评，“犯了改改了再犯，这样的道歉显得廉价，更让人怀疑道歉不过是金蝉脱壳的道具。”

　　“黑名单”的作用不够突出，是因为仅仅停留在“点名下架”上，而没有进一步体现出涉事者的主体责任。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比如要在惩戒和创新之间把好尺度，因此要“审慎包容”，留出犯错空间，特别是在某些行业性软件跨度较大，难以确定相应主管的情形下，更加剧了管理难度。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些性质严重、恶果突出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强力治理的地步，那些纵容它们且“屡教不改”的应用软件，显然应该被追责和改进。还是以电话骚扰、电信诈骗为例，根本上属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它们如果得不到正视、得不到改进，不仅会继续戕害用户体验，还会在客观上拖累互联网的创新发展成果。这方面，欧盟对违反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基本原则以及没有保障数据主体权利的互联网公司，最高可罚款2000万欧元，可以给我们相当大的启示，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哪些领域不允许无节制地“犯错”。

　　互联网时代，手机应用作为人和信息互联互通的基本渠道，首先要考虑作为“工具”的意义，然后才去考虑作为“生意”的价值。要知道，只有遵守规则、尊重用户，才能持续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才能获得消费者的信任。那些蝇营狗苟的小把戏，终究走不长远，也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