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齐观

　　广州人在酒楼里吃东西，很早就已经使用公筷，也就是往自己碗里夹的和往自己嘴里送的筷子，是两副，前一个即公筷。公者，区别于后者的“私”用吧。

　　筷子，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一日三餐，几乎须臾不可或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果“老外”会使用筷子，不啻为热爱中国文化的一个举动。筷子从前叫箸。《荀子·解蔽篇》云：“从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今天的高速公路两侧——至少在去粤东的路上，每能见到笔直的成片桉树，情景应该相去不远。当然，荀子这里是打个比方，他要说的是“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长也”。

　　筷子作为国人吃饭时的用具，桌上有之，实在寻常不过，但在某些或曰个别时候，吃饭预备筷子与否却是一种信号。《汉书·周亚夫传》载，汉景帝“召亚夫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箸。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尚席，即宴席的操办负责人。景帝看见了，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请人家吃饭，肉都不切开不说，还不备筷子，又要笑人家索要筷子，显见景帝有刻意的因素。对此，后人是这样解读的。如三国时魏人孟康曰：“设胾无箸者，此非不足满于君所乎？嫌恨之也。”同时期的如淳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漏了而已。唐人颜师古则曰：“孟说近之。帝言赐君食而不设箸，此由我意于君有不足乎？”从周亚夫后面的结局看，确是景帝有意为之。“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污亚夫”，就是这么一件事，周亚夫被安了个要造反的罪名。亚夫辩解：“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办案人反诘：“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应当承认，前人普遍不大重视筷头上的清洁。《清稗类钞》有“饮食之卫生”条，讲的不是食物以及用餐时的干净与否，而是“当珍馐在前，则努力加餐，不问其肠胃胜任与否，而惟快一时之食欲”，但“人身所需之滋养料，亦甚有限，如其量以予之，斯为适当。若过多，徒积滞于肠胃之间，必至腐蚀而后已”。所以，它讲的主要是“食时之方法”，如“凡遇愤怒或忧郁时，皆不宜食”“食时宜从容不迫，午餐、晚餐之前，必休息五分时，餐后至少休息十分”，云云。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一些人群中很早也有了公筷意识并见之于行动。

　　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讲到“自杞”这个族群，“性好洁，数人共饭，一盘中植一匕，置杯水其旁，少长共匕而食”。吃的时候呢，“探匕于水，钞饭一哺放，抟之拌，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这里的“匕”，古代即指勺、匙之类的取食用具。《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曹操跟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结果“先主方食，失匕箸”，就是把勺子和筷子都给吓掉了。《华阳国志》打圆场说“于时正当雷震”，并不是曹操的话的缘故。显然，自杞族群的人就有“公筷”意识，知道把匕涮一涮再给别人用，干净。

　　明朝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云，宋高宗赵构在得寿宫，“每进膳，必置匙筯（同“箸）两副，食前多品，择其欲食者，以别筯取置一器中，食之必尽，饭则以别匙减而后食”。皇后曾经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不欲以残食与宫人食也。”这意味着，赵构吃饭前都准备两副勺子和筷子，先用“公筷”及“公匙”将食物取置到自己的容器中，再用另一副筷匙食用。这里，公筷的运用已然相当明显了。

　　清朝有识之士认为：“欧美各国及日本之会食也，不论常餐盛宴，一切食品，人各一器。我国则大众杂坐，置食品于案之中央，争以箸就而攫之，夹涎入馔，不洁已甚。”因此，公筷在一些地方出现，已成必然。《清稗类钞》中至少有这样两则。其一，光、宣间之筵席，“颇有以风尚奢侈，物价腾踊，而于宴客一事，欲求其节费而卫生者。则一汤四肴，荤素参半。汤肴置于案之中央，如旧式……惟案之中央，必有公碗公箸以取汤取肴。食时，则用私碗私箸，自清洁矣”。其二，无锡胡彬夏女士“以尝游学于美，习西餐，知我国宴会之肴馔过多，有妨卫生，且不清洁而糜金钱也，乃自出心裁，别创一例”，她的方法是，“食器宜整齐雅洁，案上有布覆之。每座前，杯一，箸二，碟三（一置匙，一置酱油，一置醋），匙三（以一置碟中），巾一（食时铺于身，以防秽且拭口）。凡各器，食时宜易四次”。

　　筷子从前叫箸，但“箸”在什么时候成了“筷子”？不大清楚，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忌讳。《菽园杂记》云：“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且举例说明，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圆果”，“伞”为“竖笠”；如此等等。但他认为“此皆俚俗可笑处”，则是漠视人们的文化心理了。另，其“吴中为甚”亦不知依据为何，广州这方面俗讳就很多，“肝”讳为“润”，“舌”讳为“脷”，“空”因为与“凶”同音而讳为“吉”，数不胜数。

　　公筷的历史就是这样有趣，余所见些许，识者可续补之。

　　作者系南方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