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与穷只是量的区别，而生存却是质的问题，当市场和法规不足以阻止这个“好老板样板”的陨落，我们不免狐疑，那位香港老板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是否会被卸下，那5000多名员工又是否会有人因此而“堕落”？

　　——李斌
 
　　余华在《兄弟》的后记中曾写道，下部所讲述的“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而贫富差距所致的心理鸿沟，更是这个时代的标签：“最新民调显示中国富人形象不佳 多数参与者认为应该用奢侈（57.1％）、贪婪（52.7％）和腐败（45.0％）等词语来形容富人”（《中国青年报》8月13日）。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在报纸上表明了他对穷与富的态度——“我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而引来一片谩骂声。其实此前他已经阐述过一些为富人利益辩护的观点。比如，应该一视同仁保卫富人与穷人的权益——这当然没有错。如果富人与私人的财产可以随意侵犯，那么穷人与国家财产也不会更幸运，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意识泛滥。

　　问题是在很多场合，用西方现成的市场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现实的经济现象。市场运作起来，在正面效果之外，会有负面现象出现，像商场上的欺骗、作假，损害消费者利益，这应该有法律来管；商人与政治权力勾结，这应该有法律监察、制裁；社会出现了贫富过分不均，可以用税收等方法制约……而这一切，现代中国社会都做了吗？当民众感到社会财富被小部分人瓜分、那些富人在发达过程中早就编织绵密的政商关系网或者充斥着对工人剩余价值的盘剥之时，绝不会心平气和地认可这样的财富分配格局。他们心目中另有一种正当致富的理念，这一理念夹杂着公道的诉求以及传统的均贫富观念，泥沙俱下，滚滚而来。

　　“香港老板因所产玩具油漆铅含量超标被从美国召回上吊身亡 员工为老板抱不平”（《南方都市报》8月13日）的新闻，从另一个角度为富人的理想形象作注脚。出色而正当的富人新形象的出现，既需要恪守市场原则，也需要健全的法律来引导。老板好不好，员工最有发言权——从来不拖欠工资、加班能获得按国家标准计算的报酬，这已经是公众心目中一个好老板的样板和标准。

　　曾听闻内地主要生产摩托的某集团喊出过“不抓质量，天诛地灭”这样的企业文化创建目标。而这出令人扼腕的悲剧，似乎也反映出这位老板勇于践行“质量就是生命”的经营理念和责任担当。然而，假如真的如报道所述——员工称老板完全是“被他最要好的朋友（该玩具企业的油漆供应商梁某）害了”。那么事主的市场经济商业精神或许存在缺陷。

　　这位香港老板的玩具能出口美国，当然就要符合美国的质量标准，他自己肯定是知道的。问题在于，对于自己的原料供应商，他可能没有要求他们的产品也达到这一标准并且签订相关的责任合同。如果签订了合同，因为供应商来料质量问题导致自己公司受损失的，应该主要由该供应商来承担。这样，“被召回的96.7万件玩具从召回到赔偿损失，大约要负担3000多万美元，这是该公司所难以承受的”的局面就完全可以避免。

　　另一方面，当事人重朋友交情而轻契约精神所造成的疏漏，原本可以通过相关职能部门对规则的执行来补缺——质检部门对出口产品负有强制检验检疫的责任，“铅含量超标”何以能顺利过关？我们或许可以解释为两国所执行的漆类标准不同，可能这边环保的，出去后别人的标准不一样了。但我们不妨来个逆向思维，假如这批玩具不是出口到美国而是在国内销售，是否就理所当然地袋袋平安呢？市场、法规双重失效，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边际惩罚效应吧。

　　事件中的油漆商即使真是这次召回事件的“罪魁祸首”，也不对香港老板的死担负法律责任，但如果真的是提供“假冒油漆”，这种欺诈行为是否该得到清算？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个货币银行学里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规则，就在商场里表现为“劣商驱逐良商”。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11日作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通过黑煤窑事件分析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他认为，“我们经常说当社会在堕落时，造就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而穷人还保持了勤劳、朴实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富与穷只是量的区别，而生存却是质的问题，当市场和法规不足以阻止这个“好老板样板”的陨落，当这个公司的员工发出“现在随着张生的逝去，一切将更改……工厂还是那个工厂，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明天在哪里”的感喟。我们不免狐疑，那位香港老板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是否会被卸下，那5000多名员工又是否会有人因此而“堕落”？（编辑：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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