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打工仔阿雷（化名）夫妇两年前在番禺某旅馆欢爱，不曾想欢爱场面被偷拍，并制成视频流传于网上。近日一个偶然机会，阿雷下载到这段视频，发现被拍下的人居然是自己和妻子。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众多市民对如何保护好自己的隐私表示了极大关注。据6月23日《新快报》报道，广州某大型桑拿中心老板看到媒体有关此事的报道后称，在广州的一些桑拿沐浴场所，监控摄像头其实是无所不在的，“有些场所甚至在沐浴室、桑拿房都安装了高清晰摄像头，只是因为隐蔽性强没有被人发现而已。”该老板透露，这种现象在深圳桑拿沐浴场所是最多的，而“这些（摄像头）大部分是有关部门出于治安和消防要求而安装的”。

　　想象一下阿雷看到与妻子欢爱视频时的心情吧，我们可以感知一种监控手段在怎样日益演变为一种恐慌。这是个人私生活纤毫毕现于人前的不安，隐私的遮羞布被粗暴剥除的恐怖。就在不久前，深圳市罗湖区一交通监控摄像头在每天午夜后，不是正常监控道路交通状况，却转向附近住宅楼，拍摄楼内卧室或浴室内女人洗澡、男女脱衣等居民隐私，并通过政府部门信息网进行网上“直播”。（5月21日《法制日报》）今年1月，上海地铁一段监控录像外流，一对情意绵绵的情侣在地铁闸机口依依惜别的场景，被制作成2分48秒的视频。此事成为各大网站的热点……而与之相应的事实是，近年来，各地都上马了一项被称为“天网”的监控工程，仅就公开报道来看，成都市摄像头安装达到3600只，郑州市达到1万多只，深圳则号称有20万只。

　　就这样，我们处于无处不在的监控之中，在享受科技进步的同时，也不得不深受其困扰。这到底是文明必须的代价，还是文明本身的反讽？据说英国是欧洲受监视最严重的国家，曾有媒体如此概括英国监视系统的强大威力：如果有需要，任何一个人每天外出活动的轨迹都可轻而易举地被找到。

　　早于一些监控监听设备大量出现之前，人类已经形成保护隐私权的意识。1960年，美国法学家威廉·普罗塞尔教授将侵犯隐私的情形归纳为四类：1.入侵，即具有高度冒犯性地侵犯他人之独立性；2.公开披露私人事务；3.误导，即具高度冒犯性地宣传造成他人的误解；4.盗用，即未经许可利用他人姓名、喜好或其他与身份有关的资料获得不当利益。这基本成为多数国家隐私权保护的共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隐私权利将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科技信息时代？在这样一个监控时代，我们将怎样拥有自主的生存和自在的内心？

　　对于那些非法行使的监视与监听，我们可以诉诸法律的解决，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防范来自公权的合理偷窥。监视阿雷夫妇的摄像头，很可能是“有关部门出于治安和消防要求而安装的”，除此之外，不论是上海地铁拍摄情侣亲热画面的监控装置还是深圳的交通摄像头，都有着维护公共安全的正当目的。在我国目前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个人隐私方面仍然存在法律缺位的情形下，如果公权行为难以得到有效制约，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象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还记得河南某媒体去年在报道郑州摄像头工程时，一位律师回应市民质疑时反问道：为大伙“抓坏蛋”重要，还是维护个人的“小秘密”重要？这种说法几近强词夺理，难道为了治安的需要，就必须牺牲公民的隐私权？然而遗憾的是，这未必不是我们现实的做法。比如安装摄像头原本是出于治安要求的，但它们反过来就会成为对公民隐私的侵害，因此也成为对治安要求乃至对文明法则的反叛和颠覆。

　　因此，不要总是乐观地看待或强调监控设备对于社会治安的正面意义，更要看到其可能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消极作用。必须像警惕公权力具有的扩张性本能那样，来警惕一切用于监控的装置。越来越多的隐私权事件表明，对任何一种可能有伤公民权利的手段，在使用之前都应当有更稳妥与精细的制度安排。但现在的事实是，监控设备已经大量使用，然而相关管理立法工作却一直滞后。以深圳为例，虽然在去年2月，有关部门向市人大提出了就深圳市社会治安图像监控系统管理立法的建议，并草拟了《深圳市社会治安图像监控系统管理规定》，市人大将其列入了立法计划。而直到现在，仍未有正式出台的消息。至于全国性的立法，也处于启而未动之中。

　　隐私是尊严的存在形式，亦是法律的表达方式。当公民不得不处于无时无刻不在的监控中，法律也必须给予公民无时无刻的保护。所以说到底，类似阿雷夫妇欢爱视频事件，不是文明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是文明有待完善的当然要求。（编辑：东雪）

　
>>>>>>有话要说，欢迎进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