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说的不是电子商务、数字传输之类的信息技术，和所谓的网上冲浪、Web2.0等网络虚拟生活也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实实在在的数字统计。黄仁宇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在他看来，数字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没有数字就没有精确性。现如今，中国人管理数字的能力有没有提高，我不好说。但我们完全被数字控制却是事实。

　　湘南地区一位乡长最近在《半月谈》讲述了为应付上级政绩考核所做的数字游戏：为满足领导的政绩需要，虚报农民收入，2005年上报4300多元，2006年统计表上变成了4600元，而农民实际可用的现金平均起来每年也就六七百块；为完成照商引资考核，通过摆假现场2005年完成了3个招商项目，2006年则上报了4个；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建41个沼气池的任务，他们花了6000元建了40个废池。而为了拼凑这样的数字，每年全乡要增加债务350多万元……

　　这位乡长所反映的情况决非特例，湖北一位乡镇干部在一次三农研讨会上曾向高谈阔论的专家和官员公开抱怨：整日为繁杂的考核检查疲于奔命，他所在的乡镇一年的考核就有26个项目之多，这些考核和检查甚至一年有三度、四度，每项检查都事关乡镇干部的官途。为了达到上级的要求，对于违背农民意愿的事，要么向他们动粗使狠，要么就只能在数字上做文章。

　　在效率价值至上原则的指导下，数字从考核的手段异化成了最终的目的。乡镇干部像是被扔到百米跑道上的“飞人”，上级的指示是发令枪，身后穷追不舍的追兵，GDP、人平收入、参合率、已婚女子结扎率、破案率……“飞人”们在这样的竞技场上疲于奔命，而隐藏在连串数字背后的终极价值却往往被人忽视：GDP飙升下，百姓生活幸福吗？参合率达标后，农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得到缓解了吗？沼气池够数了，农民的生活是否便利了，农村的生态是否改善了……

　　黄仁宇所说的“缺乏管理数字的能力”，归根到底其实是数字的考核缺少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政府存在的理由是它可以利用公权力增进社会的福利，考核官员政绩的目的则是为了督促他们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如果政绩考核抛开群众只在官员体系内部进行，官员自然只对掌握自己升迁大权的上级领导负责，而将自己工作的对象——公众抛在脑后。如此一来，实实在在行政则蜕变成了虚拟的“数字化生活”。（编辑：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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