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月1日起，内地815家麦当劳餐厅的大部分员工将全面上调工资，涨幅在12%至56%不等，平均增长达30%。日前，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长施乐生向记者表示，北京地区麦当劳餐厅员工工资上调后，其最低标准要高出北京市政府规定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的15%。“之所以是95%的餐厅员工涨工资，是因为另外5%的员工工资已经很高了。”施乐生向记者解释道。（《北京青年报》8月7日）

　　同一天，笔者还看到一条新闻：近日，深圳龙岗区，由5位打工者发起、上百名外来工联名上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打工者的迫切要求》，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了解打工者的心声——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上调至少20%（《南方都市报》8月7日）。以上两条新闻都指向“涨工资”这个关键词，而且都是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发生的，只是两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麦当劳的管理者解释涨工资只是为了适当平衡内部收入分配，虽然没有联系上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但我们不难意会到这当中的微妙。而对于深圳上百名外来工联名上书要求加薪一事，其中的诉求则更为明显和强烈。

　　有专家早就指出，物价上涨对不同的群体得失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生活必需品消费占支出很大比重的低收入者来说，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无疑会使他们蒙受较大的损失。而且相对而言，如果物价上涨过快或是可能的通货膨胀到来，对于其中相当一部分未能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的人群，他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艰难。实质上，我们从近些年来统计数字可以发现，工资总额的增长远远慢于GDP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在每年全部的国民财富分配中，工资或按劳动报酬方式分配的财富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在城镇这一块分配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分配，而其中一部分又是通过很不规范的渠道分配掉的（通常人们把这部分称为灰色收入）。这也是近些年来居民分配上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对于基本靠工资过活的外来工和普通职员等低收入群体，他们未能在经济增长获得较大利益，那么，物价上涨将是他们生活中难以承受之重。而贫富之间的差距，或许会在此间拉得更大。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下，不少民众对涨工资的呼声从未间断过，甚至愈加强烈和高涨。笔者以为，这种声音的出现是再朴素不过的民众利益诉求了，虽然有些可能不尽合理，但不能一带而过，甚至冷若冰霜。相反我们应当采取尊重的态度，并在解释回应的同时，适当满足其中的合理要求。所以，如何通过社会保障等机制保障这些人的生活，就成为一个必须认真考虑的迫切的社会问题了。

　　著名学者孙立平认为，“市场不仅是一种经济整合机制，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之一。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伴随，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社会结构的分化也不断深化。”这首先意味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开始拥有不同的利益。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即使如麦当劳员工者，他们也只是以自上而下的形式获得加薪的利益，这当中缺乏一种有序的利益代言。而深圳上百名外来工的利益表达方式，则更为滞后和朴素，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工会的身影。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的社会仍然缺乏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制度安排。对于政府而言，更是应当把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能力，看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形成这样一种解决利益冲突的能力，则需要政治智慧和治理技术，以此正面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建立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关系。毫无疑问，物价上涨之下的民众加薪诉求，正是检验和增强解决利益冲突能力的好时机。（编辑：东雪）

　
>>>>>>有话要说，欢迎进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