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企有工会组织吗?这可能是个荒唐问题。情况很清楚,在中国私企和外企都被要求成立工会组织的情况下,我居然对中国国企是否存在工会组织表示疑问,这不是信口开河嘛!然而,如果以亲身经历作为拷问依据,则可以消解人们对我品行的猜忌。
笔者经历了怎样一种人生际遇呢?而这一际遇为何又与中国国企工会相牵连呢?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笔者最近与香港文汇上海出版社取得了联系,并就出版一部名为《纵论世界风云》的拙著达成了协议;但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书是需要自费的。其具体数额是:20万字,500册,需要18000元;如果再加上其它一些不可避免的必要开支,总费用至少会超过20000元人民币。
应该讲,在中国逐渐步入小康社会的背景下,这点花费其实算不了什么;但由于我情况比较特殊,从而使我出书的愿望面临着难以如愿的困难。我生于1965年,是个小儿麻痹导致的肢残患者。由于残疾,所以读书无多,仅初中肄业;也是因为残疾,所以在国企改革时下岗。下岗后,原单位(也就是海螺集团白马山水泥厂)每月给我300元生活费,扣除各种保险费用后实得250元整。从2000年下岗以来,以前同事们的收入(其中包括离退休人员)均大幅度提升,而我的收入没有丝毫增加;加之近几年来的物价水平也有相当程度的上涨,以致我的生存状况日益陷入十分困窘的境地。
尽管生活十分艰难,但我依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生活处境,具体而言,便是通过发表文章的途径来增加微薄收入,以弥补生活的不足;事实上,过去若干年来,我先后在香港、美国、新加坡以及内地等多家中文媒体发表时事评论文章数百篇。也是因为取得一些成绩的缘故吧,我曾被多家省级媒体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报道。
不幸的是,今年春节期间我突染重病,右手突然失去所有功能;经医院诊断,我患了脑梗塞。经过治疗,自己共花去各种费用2000余元,这几乎占去我一年的全部生活费;尤其痛苦的是,由于身体状况依然欠佳,遵照医嘱,每月仍需个人支付200余元的医药费。加上目前写文章非常困难,所获稿酬已经非常有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依靠年愈七旬的年迈老父的退休金生活(他也只有千元左右),我今天实际上是处于贫病交加的状态。
各位读者朋友,想一想吧,我这样一种状况,怎么能够自费出书呢?
但是,要出书又是我的多年愿望;这不仅是因为我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我的书又与国际和平事业紧密相连。正如人们所知道的,朝核问题目前正处于非常好的消解状态,而我的拙著又牵涉到这方面的内容,并且颇有独到见地(比如《冷静和理性处理朝核问题》、《美让步朝担责,可破僵局》等文),我又怎么没有希望拙著能够尽快出版的迫切期待呢?坦率而言,倘使该书能够顺利出版,则不仅可以实现我的个人夙愿,同时也是为世界和平事业而聊尽绵薄之力啊!
人们或许感到奇怪,既然牵涉自己的出书诉求,又怎么可以与国企工会相联系呢?
问题正出在这里。由于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左思右想之下,竟突然萌发了向市总工会寻求资助的念头。好在我们芜湖市总工会的表现令我欣慰。负责接待的人员并未表示可以满足我的愿望,但同时也没有当即予以拒绝;只是作出了这样一种表态:你需要写一份申请,再找一个单位签署盖章,表明情况属实,他然后才可以向上级领导汇报。
毫无疑问,这种表态是非常恰当的。但是,我应该找哪个单位签署盖章呢?我所在的地方既没有村委会,也没有街委会,万般无奈之下,也只有找所在工厂的工会签署盖章。应该讲,我与工厂工会负责人的私人关系还不错,但面对我的诉求,他面露难色;他表示,工会的公章早已交厂长办公室掌管,我只能寻求厂办签署盖章。到了厂办之后,又被往工会赶;我父亲七十多岁年纪,在这四、五里的路段来回奔波,显然非常愤怒,在他严词指责之下,办公室的刘小姐总算有点心动。经过向几个部门的首长请示,她总算以另一页纸(不在申请书上)盖了章,但所打的字却仅仅是:证明邱波系我会会员。
天哪,我拿这样的签署盖章,又怎能递交给市总工会呢!如果我反映的事实有疑问,你可以经过调查后写上“弄虚做假”的证词;你既不调查,又不愿证明情况属实,这不是在捉弄我吗?冷静下来之后,我感到并完全怪刘小姐;事实很清楚,连工会的公章都需要交由场办来掌管,还怎么能够指望工会来维护职工权益呢?我所在的企业名叫海螺集团,是同时在香港和上海上市的超大型企业,效益好得不得了,如果你企业将我这个下岗职工排除在“惠及13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之外,这是你的权力;但是,对我所遭遇的困境都不愿作出证明,那么,还能指望这种工会去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吗?
当然,我在工会所遭遇的荒唐对待究竟是普遍现象,还是某个特例,我不敢妄下评判,但是,仅指这一特例现象而言,就足以证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还存在着无法触及的角落;而如果海螺集团的作为是普遍范例,那也就意味着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不过是装潢门面的做秀而已。究竟应该怎样评判,显然应该由整个中国社会来得出结论。(编辑:东雪)
>>>>>>有话要说,欢迎进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