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眼不见为净。表达的是人们对身边许多丑恶现象的忧愤和无奈，之于现在某些行政部门的规章或禁令，也是让人经常有“眼不见为净”的感觉。比如对“性贿赂”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承认其存在，那是掩耳盗铃，如果明文设限又太有悖常理，其作用不但不能使之趋于良性逆转，反而有遮遮掩掩之嫌。以致公安部消防局11月14日发出在反腐倡廉中提到禁止“性贿赂”的时候，引得各方舆论一片哗然。

　　不是人们少见多怪，因为“贿赂”本身就属于违法范畴，就算目前公安消防部门普遍存在着收受“性贿赂”现象，也应该依法论处，讲什么“视情节给予行政记过以上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等等，平添了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难怪有人狐疑：莫非在没有出台《禁令》之前，“性贿赂”都是允许的？

　　当然，这样的逆反心理没有多少代表性，任何一个对社会现实有认知的人都明白，公安部消防局“首次”提出这个问题，无疑表明了一种反腐立场，对于完善社会法律体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近年来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揪出了一大批嗜色如命的贪官污吏，毕竟“性贿赂”属于法律上的盲点，即使像徐其耀那样有100多个情妇，李嘉廷、陈良宇等一串高官的“落马”都与“性贿赂”有关，甚至还有雷渊利、张二江那样的“色名远扬”之辈，但如果不是他们贪财变节，也不会导致身败名裂，至少收受“性贿赂”并没有加重他们的罪行。时至今日，对他们的所为仍然停留在道德层面予以指斥。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在于此，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语出惊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的省部级干部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虽然他的说法一度遭到某些人的质疑，但人们心底也不能不泛起一丝悲凉——2006年最高检察院数据显示，在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性，作为一种交易手段，已经不再是隐秘的社会问题，如今每个城市的大街上几乎到处是“发廊”，每间“发廊”门口毫无意外地坐着一排花枝招展女子，以致使“发廊”成了今天的一个暧昧词汇，让一些正经从业的良家妇女也抬不起头来。由此可见，性交易等问题已经泛滥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一个平民百姓生活作风不检点，造成的危害顶多是对社会道德堕落推波助澜，而身居要职者一旦痴迷于权色交易，造成的社会危害可能是灾难性的。事实上，不论现行的法律怎么解释，“性贿赂”在法理上同样属于犯罪。这样的事例在腐败案中屡见不鲜，却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偏偏认为这是腐败的“新招数”，并历经十余年的讨论，相关法律条文也没有出台。是不是立法机关需要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另当别论，假如到今天仍然将其视为腐败新动向，则是自欺欺人。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性贿赂”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说明用“美女”来攻击目标几乎是“弹无虚发”，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令人深思的是，虽然“性贿赂”已经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却依然长期“逍遥法外”，使中国的道德体系形成了种独特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司法机构以及有关当局对“性贿赂”熟视无睹，不少人把这样的事情此视作“生活作风”和“道德品质”问题；另一方面是当今社会舆论的浮躁气浓重，每当“有色腐败”出现，一些媒体和记者只对“色”感兴趣，津津乐道于具体情节报道和描写，很少去探寻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出现这样的后果，当然是现有法律没有界定“性贿赂”的范畴，从而使这种“擦边球”越打越离谱，直至引领了社会堕落的潮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泡妞”基本游离了街头小混混属性，以致延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情人”则成了一部分人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有专家认为，当今的“性贿赂”已演变成了一种比金钱还要管用的行贿方式，其泛滥直接损害到公权的形象，影响到行政权的正常行使，并导致社会道德伦理观的层层下滑。也许专家的见解曲高和寡，仅仅是纸上谈兵，但中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之一，既然已经与国际接轨，就没有理由在这方面搞什么“中国特色”，更不应该背离“公约”中对贿赂的定义，而把非物质的不正当利益排除在“不正当利益”内容之外。

　　“性贿赂”的公开化和泛滥成灾，当然应该归罪于社会道德的失范，短短几十年，从禁欲主义到纵欲主义，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已经不能承载相应的社会问题，而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正是败坏社会道德的根源。试想，如果执掌公权的人满口仁义道德，实质上践行男盗女娼，谁还会相信那些清规戒律？关键是目前少数人巧取豪夺，挥金如土，纵情声色，却当作成功者被社会标举，而另一大批人当牛做马，流血流汗，却换不来丝毫做人的尊严。当“笑贫不笑娼”成为人们的处世信条时候，对“性贿赂”进行法律界定的难度可想而知。

　　中国自古就有“红颜祸水”一说，女权主义者认为这是古代封建主义的糟粕，进而大肆鞭挞。其实，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这个问题，同样应该秉持一定的科学态度，最好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对其认真反思。从对中国历史认知的角度看，妲己、西施、貂婵到底是什么货色就不用多说了，纣王以及夫差、董卓等人的惨痛教训证明，“性腐败”是一切腐败高层次的表征，绝非今天一些人所谓的“道德品质”那么简单。因此，无论对“性贿赂”下禁令，还是对“性贿赂”立法，充其量只能算是治标之策，最为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铲除社会利益分配不公，将公权置于民众监督之下。 （编辑：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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