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日前浮出水面。这个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最大的亮点就是，入读广州市中小学的外来工子女，和入读广州市属地高校的外省青年一并纳入参保适用人群中。与此同时，广州市政府也明确表示，要把流动人口也纳入作为实有人口管理，有多少管多少。这也意味着，在今后的城市管理制度设计中将更加统筹城乡，兼顾本地和外来人口的利益，更多考虑流动人口的权益。这一思路将有利于农民工群体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从而确保城市的安定与繁荣。

　　但征求意见稿甫一公布，就有市民提出，外来工子女参保以广州学籍为依据可能引起其他麻烦。“一些外地小孩为了看病到广州，临时转学、病好了就走，这样的问题怎样防范？每年缴20元，最高报销7.2万元，如果没有硬性的规定来防范，很可能损害其他参保人。”（据羊城晚报）

　　产生这样的疑问是非常自然的。而且这样的顾虑也并非空穴来风，可以说已有先例。浙江瑞安从2003年开始，在全市推行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同城待遇”政策，外来借读的孩子以每年4000人的速度递增，现在已经超过3万人，许多学校处于超负荷运转。许多学校每年转校学生达上百人，而其中90％以上不办理任何转校手续，给学籍管理和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由于其他地区相关政策没有松动，哪个地区先行一步，就有可能形成所谓的“洼地效应”。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必然会损害本地人的利益。

　　这其实是个难以两全的悖论，如果为流动人口享受利好政策设置较高的门槛，那么则意味着大量外来人员无法真正得到实惠，现时许多地方在外来工子女入学的问题上都存在门槛过高的问题。但如果完全放开，则必然会引起本地人的不满。

　　学者张鸣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到过一个观点。为方便控制和管理人口，中国的户籍制度将公民圈在一个个格子里生活。人在其中，不能随意迁徙流动。这个格子的上下其实就是城乡藩篱，左右是区域间的隔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农民可以在城乡间、不同地区间流动，但由于附着在户籍上的利益没有废除，因此人们依旧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迁徙自由。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亚马蒂亚·森说，自由就是发展。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自由也是福利。在眼下的中国，如果强加在每个公民身上的格子不被打破，任何建构在此基础上的制度创新，都难以避免要陷入两难困境。要实现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就必须打破城乡藩篱和区域间的隔膜，这是当下公民权利不平等的体制根源。（编辑：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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