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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听证”这个词远没有“听政”更耳熟能详。从对历史的认知角度看，“听政”即为执政者处理公务，比如西太后“垂帘听政”、皇帝“御门听政”等。而“听证”究竟应该怎样定义，在中国却没有固定的概念，虽然目前各式各样的听证会不知凡几，从内涵上却很难把两个同音字分开。
我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东方早报》1月23日的报道，备受关注的“降低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听证会”在一片民众的惊呼声中落下帷幕。有人用“十分愤慨和震惊”等字眼来表达不满，并称“听证会更像一场安排好的表演会”。因为他们并没有兑现宣称的“欢迎全国媒体参与”，而是悄悄开会悄悄结束，最后的结论是“在此基础上重定方案”。这么说，本次听证会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从程序上算是走了“合法”的过场。
众所周知，这个听证会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手机漫游费直接关系到千千万万民众的切身利益。据有关人士透露，由于讨论的两套降价方案太过“技术化”，让普通的消费者难以理解。其实人们更不明白，连日来传媒对手机漫游费的讨论，到底涵盖着多少不能言传的问题。一方面有专家说手机漫游费的成本接近于零，另一方面有官员称漫游费降的越少越好。与此同时，有人希望以听证方式消弭行业与公共舆论的分歧，有人则借此大肆宣扬降价惠民树立国企形象。诸如此类，让人越听越糊涂，越看越找不着北。
也许是一般人站的高度不够，只关心自己的愿望能否实现，忽略了企业、政府的利益，或者是人们过高估计了某些人的“惠民”诚意，寄予听证会太多的希望。总之在漫游费问题上大部分中国人都犯了个常识性错误。既然连他们“自己人”和电信专家都认定漫游费没有成本可言，这种暴利就有悖于《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履行听证程序岂不荒唐？如此不法敛财行为能得以长期存在已经够侥幸了，没想到有关行政部门竟堂而皇之开起了听证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消费者几乎忘记了法律的存在，都用饱满的热情期盼有人以悲悯众生的心肠为自己代言，以致看到那位把漫游费上限值定为0元的专家红口白牙“反水”，目睹到听证会无果而终的时候，几乎异口同声发出“惊讶”的慨叹。
不知道有关行政部门行的是哪门子“政”。如果他们真的以维护社会公平为主旨，就应该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说话；如果他们真有亲民心态，完全可以毅然决然取消漫游费，根本不需要煞有介事搞什么听证会。退一步说，既然当初收费没有听证，提高其他资费没有听证，为什么偏偏在取消漫游费的时候去搞听证？这不是别有用心嘛，不用说这样做也是想借“个别”专家和民意代表之口说出“漫游费不能取消”，而后宣布早已拟好的文案，以便让自己“师出有名”，让消费者有口难言。只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虽说有“个别人”见利忘义，也没能堵住所有人的嘴。两套方案都没有得到民意代表的认同，就只能“重定方案”了。
尽管是这样，这次听证还是给了各方一个表达的机会，消费者和运营商已经或明或暗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虽然“无果而终”，人们也希望行政主管部门能够“兼听则明”。当然，这里说的“兼听”不是唐太宗那种治国的权术，更不是有人喜欢“听”便“听”，不喜欢“听”就拍屁股走人。如果是这样，人们把眼光停留在漫游费上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与利益集团的本质相比，收取漫游费充其量只是种敛财的手段而已。据有关资料显示，仅2006年中国移动的净利润达660亿元，其中的漫游费收入就接近500亿元。这组数字虽然令人怵目惊心，更主要的是它无可辩驳地表明，中国的通讯行业已经成为不公不义的标志，任凭他们标举多么鲜艳的旗帜(如“国家利益”之类)都无法为自己匡正形象。
这次听证会弄巧成拙，暴露出了中国垄断行业的真实嘴脸，也让主管部门处于空前的尴尬境地。也许这对听证会的举办者来说事与愿违，却也不乏参考意义，起码他们明白了还有一个特权利益集团在为自己撑腰，就算他们蔑视法律，老百姓也无可奈何。这如同赵高先生当年的指鹿为马，明明是谎言，却没有任何人敢说二话，难道满朝文武大臣都不知道鹿和马的区别吗？当然不是，不过是害怕他手中权力罢了。赵高当然也不是傻子，知道大家认可他的假话出于畏惧心理，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自此后便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应该肯定，人们对利益集团心怀不满并非毫无理由，尤其是近年来，某些垄断企业巧取豪夺使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他们仗势掠夺社会财富，到今天已惹得天怒人怨，其野蛮行径更是罄竹难书。但人们一味把怨气撒向垄断企业似乎也不太合乎情理，既然承认社会分工不同，就应该正视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人们要做的是如何使这些垄断行业的经营行为顺应民意，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其实，垄断企业的存在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即使取消漫游费也不能对他们的专擅斩思维草除根。因此人们应该关注的不仅是漫游费，更要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谁造就了如此众多的特权利益集团，而这恰恰是一个法制社会最需要听证的根本问题。（编辑：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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