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戊子年的春节留给中国人许多挥之不去的记忆，雪灾、冰冻以及几位偶像级艺人的艳照等等，据说都是百年不遇的事件。相比之下，让人习以为常的民工潮、春运之类，确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如果不是有人指斥铁道部“抗灾不力”，声称要把“铁道部的人撤职”，铁道部发言人针锋相对称其“既违背实事又违背常识”，双方火药味让人瞠目结舌，纵然春运问题再突出，也没有新闻价值。

　　我认真地看了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炮轰”铁道部的全文，也拜读了媒体对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访谈录，其中有许多言辞语气很情绪化，尤其铁道部对于批评的态度，套用王勇平先生的话说，“让我感到惊讶，难以理解”。其实，对于这样的现象，在网络时代人们早已见怪不怪，如今的许多事情往往都是越想搞明白就越胡涂，直至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追问的兴趣，最终不了了之。

　　不过，这个问题似乎不像娱乐圈里的八卦那么简单，因为王勇平特别告诉网友，“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言外之意无非是说“个别同志”的言论只能代表自己，而这样的普通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和铁道部“掰腕”。这未必不是另一种“既违背实事又违背常识”的说法，宪法赋予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权利，他有责任对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提出质疑。就算郭锡龄是个普通人，履行公民的天然权利也理所当然，倒是动辄就拉大旗作虎皮的做法让人觉得不靠谱，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违背常识”。

　　换个角度说，既然知道郭锡龄只代表自己说话，却以铁道部的名义对其横加指责，首先缺乏一个新闻发言人应有的风范，在不经意间表露出了“铁老大”的霸气。其实，郭锡龄的提出的不过是大部分中国人想问的问题，只要上网搜索，每年春运期间民众对铁道部的质疑就层出不穷，这些呼声并不是因为雪灾才有的，而是多年来老百姓对铁路部门唯利是图的强烈不满。最有力的实事是，不久前铁道部长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提出“尽快完善应急抢险设备设施”，倘若雪灾中铁路部门的措施得力，各种工作井然有序，所谓的“完善”不是多此一举吗？

　　有人认为，在整个抗雪灾的过程中，铁路部门做了不少工作，为疏运滞留旅客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精神可嘉。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就像农民抢收抢种、警察危难之际救人，每个职业的责任与利益向来同等，即使成功完成疏运350万旅客是壮举，其中凝聚了铁路干部职工的心血和汗水，也没有理由当成绩去炫耀。作为全国惟一的铁路运输机构，承担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如果不能成功疏运旅客，不能与党政军民齐心协力，那就不仅是“抗灾不力”，而是严重的渎职。

　　也许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地方政协委员与中央部委“叫板”，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官场上相互吹捧、相互粉饰的语境，对这样的唇枪舌剑非常新奇。于是，各方舆论争相传播，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使这一事件迅速升温并趋于白热化。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社会舆论的跟进并没有使郭锡龄快慰，据新民网2月20日报导，记者采访辗转采访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身边工作人员不否认他遭受到了巨大压力。旁观者无从洞察这样的压力来自何方，也不必猜测这种“压力”将会反弹出多少话题，既然铁道部可以说自己疏运旅客是壮举，那么郭锡龄担当起反映民意的职责算不算也是壮举？不管郭锡龄的意见是否正确，铁道部都应该以宽容心态对待，而不是对建言者进行道德式的责难。进一步说，国家总理尚且冒着严寒站在拥挤的火车站向民众表示歉意，铁道部凭什么就不能接受一个政协委员的批评意见呢？

　　众所周知，社会舆论之所以大都站在郭锡龄一边，一方面是因为铁路部门与民众积怨太深，凭借着垄断地位变相提价、宰客现象严重，他们早已把“人民铁路为人民”的理念抛到了天外；另一方面是中国人自古崇敬义士，所谓的“侠肝义胆”直到今天仍然是不畏强暴，不计得失，主持人间公道的代名词。这样的侠义之士是古代处于被压迫境地而无力自救者的一种精神寄托，就像期盼“清官”只是古人可怜的自我麻醉一样，今天的人们寄希望于某些人和部门的“自律”无异于与虎谋皮。

　　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舆论监督？这是个原则性问题。铁道部对待不同意见如此颐指气使，连政协委员依法议政都置若罔闻，更不要说他们会把社会舆论监督当回事了。我不相信在此次天灾中铁道部做得完美无缺，甚至没有一丁点值得反思和总结的地方，至少拒绝批评的心态就不可取。既然发言人王勇平要求人们倍加珍惜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社会力量重要组成部分——公民监督权，是不是同样值得他们珍惜呢？（编辑：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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