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运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是农民工观念限制非要回家过年。7月17日发布的《广东省情调研报告(2008年春运危机成因与对策的思考)》认为：“根源在于户籍制度”。报告同时认为，“春运”难题主要根源在于区际经济发展不平衡。（7月18日，新华网）

　　年初一场冰冻雨雪灾害，使得饱受争议的春运危机以数百万人滞留、一人意外死亡的悲情方式呈现在国人面前。四个月后，因为有关部门一份调研报告，春运危机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岁中重思春运，我们首先要向那些因生计不知疲倦地奔走的劳动者致敬——他们中间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因为他们的勤劳、质朴、善良，因为他们奠定了沿海地区的繁荣基石，也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感知中国在走向开放与富强之前的时代脉搏。在这幅值得珍藏的时代画卷中，农民工用一双手和一双脚为自己塑造了丰碑。然而，代价也是巨大的，城市的冷漠，后代的疏于教育，身体健康的透支，还有遥不可及的幸福，彻底的让这群流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是什么动力驱使他们背井离乡，远赴千里之外？弄懂这个因由，才能理解春运的真正成因。户籍制度显然不是他们的动力，也并非问题的根源所在。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之后，有两点变化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

　　一是经济形式的变革。八十年代初，广东最先聚集一批“三来一补”型企业，随后是长三角、环渤海湾、京津唐地区，这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进驻，如同“资本的原始积累”，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金钱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它发出低沉的呼号，动员商人圈划土地同时让农民离开庄稼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方式第一次受到深层次的震荡。经济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之而来的是区域发展的失衡和经济结构的畸形。姗姗来迟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从根本上造成了农民工的长期流浪。如今，在“世界工厂”冒着黑烟巨大烟囱下，第二代农民工正在守望属于自己的幸福，而幸福到来的确切日期仍是未知之数。

　　二是思想观念的变革。在笔者的记忆和见闻中，第一批农民工正是在八十年代初形成。最初他们中很多人不畏族中长者的反对，毅然南下广州、东莞等地务工，新的思想和新的世界观在这些先锋人物的头脑中成形，开始传回内地偏僻的乡镇农村，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放下锄头，加入他们的队伍。但在最初的兴奋劲过后，他们意识到了自己为追逐这种虚无理想所付出的代价：营养不良、职业病缠身让他们不再拥有强健体魄，城市的冷漠与非国民待遇让他们失去灿烂笑容。走出小山村的他们站到了时代的岔路口，左右为难，十室九空、荒草漫布田野的故乡已经渐行渐远，而面前轰鸣的机器和无休止的重复劳动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对于这些缴出农具的年轻农民而言，他们正式有了一个新名称：农民工。

　　屈原的《九章•涉江》中说：“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这样一群无助的人在历史的天空下日夜忙碌，却始终难以觅得各自的归属，如果我们能深切理察到这其中痛苦与辛酸，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责怪他们为何“固守传统观念”、在年关的时候归家心切。

　　农民工之痛，已经是既成事实。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制造”遍布世界每个角落，其低成本战略背后牺牲的是庞大农民工群体的切身福利。一场春运危机爆发出来的最主要问题，并非户籍制度，也并非铁路部门运输不力，它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有三个：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否出了问题？人们的价值取向是否出了问题？谁来弥补农民工群体？（编辑：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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