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瓮安“6·28”事件尘埃甫定，但另一起群体性事件：云南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警民暴力冲突”事件随之突兀发生。据日前多家媒体报道称，7月19日上午，孟连民警开展社会治安整治，在依法对勐马镇5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遭到当地500多名胶农用长刀、钢管、棍棒等工具围攻殴打，双方有死有伤。

　　众所周知，瓮安事件直接导致了县委县政府、公安局的办公大楼被严重焚毁，街道更被一应俱全地“打、砸、抢、烧”。而据有关报道，孟连这起事件则致使“41名民警受伤、8辆警车被砸坏，15名群众受伤、2人死亡”，暴力程度同样毛骨悚然。笔者闻此不禁困惑了。试想，为何“暴民”现象会接连不断发生？又是何原因使得以朴实善良著称的西南百姓成为了一群公然施暴者？在其背后隐藏着何种深层的因素呢？

　　笔者记得，针对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石宗源在与当地群众的座谈会上指出，它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但与此同时，他也特别强调说，“从这起事件来看，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此言可谓一语成谶，不幸言中。媒体后来陆续披露的内幕事实，果然证明了这一清醒的论断。

　　事实上，深层次的因素所指，诚如他稍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所坦言，该事件根源于“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

　　换句话说，以17岁初中生李树芬之死为诱因，“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随之酿成了一起群体性事件”，在“暴民”现象另一面写着的正是在相关政府部门长期失职语境下，群众淤积不满的集中爆发，或者说是民生多艰扭曲后的必然张扬。那么，在瓮安事件之后，眼下这似乎并不陌生的云南孟连警民暴力冲突，又是基于怎样的深层次因素呢？倘若立足于客观事实立论，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它不过是瓮安事件短期之内的悲剧重演，具体事件虽截然不同，但本质却惊人地一致。

　　7月21日《新京报》披露指出，近年来橡胶制品市场价格一路攀升，从几年前的七八千每吨飙升至现在的每吨两万余元，但该地区的橡胶公司却还按5年前合同约定价格强行收购。从2006年开始，胶农多次要求橡胶公司提高收购价格。被拒之后，他们决定取消与橡胶公司签订的合同，自主拥有橡胶林地的全部产权，并由此引发了之间的不断争执。当地胶农与橡胶公司长期悬而未解的积怨，正是该事件发生的内在缘由。虽然每次争执时都被民警劝阻，但问题却迟迟得不到相应解决，而是越积越深，以至于在今年7月15日，有几位村民再次找橡胶公司理论时，与工作组成员发生语言冲突及身体摩擦。于当日，孟连有关部门却并未出面调节，而是发布了一则通告，限令“组织煽动群众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人员，须10日内投案自首，否则将从严打击。“19日清晨6时许，勐啊村的岩依、岩帅王、岩忙、波叶罕嫩、岩依所丙等5位胶农在家中和睡梦中被警察厮打和强行带走”。此事成为后来冲突的直接导火索。

　　显然，同贵州瓮安一样，云南连孟其实也是一个民怨长期淤积着的“火药桶”。尤其是在处理胶农与橡胶公司之间显失公允的利益博弈问题上，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或干涉，不仅没有带给他们更公平的博弈平台和规则，反而是变相堵塞，甚至强行剥夺了其正当利益的正常诉求途径。这与瓮安有关政府部门的在当地矿山纠纷中姿态，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它诚然初始就是一起“纯粹的民事案件”，但同因政府部门长期的不作为，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国家暴力机器的乱作为，终究也使其不断演化成了“群体性事件”。在此意义上而言，民警“遭到当地500多名胶农用长刀、钢管、棍棒等工具围攻殴打”，宣泄出的只不过是一腔淤积良久喷薄欲出的民众怒火。而“暴民”现象，归根结底无非就是在正常的申诉渠道失效或人为屏蔽之后，多艰民生不得不呈现出的一种极其扭曲却合乎逻辑的反映形态。它叩问着政府部门的执政良知，也凝视着其“执政为民”的庄严承诺。

　　据悉，云南孟连“7·19”事件的局势时下基本平稳，群众情绪逐渐缓和。而专办此事的云南省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则表示，“要认真听取群众诉求，成立政府主导、相关人员和群众代表参与的工作机构，尽快拿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切实解决好引发此次冲突事件的橡胶林利益分配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确保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如此，亡羊补牢尚未晚矣，而以此为镜鉴，体恤民生多艰、厉行“执政为民”的理念更须牢牢记住，悲剧已经重演，公众绝对不希望还有下一次。（编辑：东雪）

　
>>>>>>有话要说，欢迎进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