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至2008年，重庆某区政府购置公车及车辆运行费花掉6071万元！6月29日下午，有网友在华龙网两江社区曝重庆市某区政府“落实厉行节约八项要求有关情况摸底汇总表”，该区近3年的公务费用一目了然。各项公款开销名目中出现的数字让众多网友震惊，大家疾呼公务费要“大瘦身”！

　　一个小小区级政府，3年公车消费达6071万，而且这还是“厉行节约”之后的数字，这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讽。而这，也再一次以一种最为滑稽的方式，扯开了公款消费“厉行节约”自欺欺人的遮羞布，也再一次以超乎公众想象力的“3年6071万”，显示了公款消费的“愈演愈烈”。

　　其实，即使没有这“3年6071万”的强力视觉冲击，公众也不缺乏对于公款消费的感性理性认知。比如，前年河南信阳“铁腕治酒”，仅半年的时间，全市就节省了4300万元酒钱；比如，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我国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到498元，增长23倍，明显快于人均GDP和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

　　而现在，重庆某区这“3年6071万”，只不过是其中一鲜活个案而已。而这一鲜活个案也再一次让公众追问和求索：如何走出这“厉行节约”的悖论与困境？如何让“厉行节约”不再是自欺欺人的遮羞布，而成为公共政府的自觉行动和基本操守？其实，这是一个老话题了，比如加大对政府花钱的监督力度，包括来自公众的监督，来自人大的监督和预决算制度的完善等等。然而，所有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而单枪匹马的推进也往往力不从心。

　　由此，不禁令人想起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公共选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尼斯坎南的《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的阐述。作者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加以切入的，从基本的假设:政府或者官僚的主要目的既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提升，也不是为了承诺的政治目标的实现，主要是为了自身官僚自己的利益的增长，指出美国的官僚的预算并不能有效的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由此必须加强政治上的监督、中介机构的介入、竞争机制的引入、绩效鼓励机制的建设等，来引导官僚朝着成本与收益的最优化方向发展。

　　当“3年6071万”打着“厉行节约”的行头粉墨登场，再一次让公众感到了对于“厉行节约”的绝望与失落。但是，在再一次的追问与求索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尼斯坎南有关政府官员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的假设，应用到中国现实缺乏合理性，但其有关政府官员自主权限的膨胀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对我们思考和改进我们的公共管理机制，无疑将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价值。尤其是其有关加公众对责任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在政府内外引进竞争机制，对政府工作实施成本分析等建议，无疑对所有的现代政府具有普遍的建设和借鉴意义。

　　所以，真正的“厉行节约”，尚需要一点点“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的新视角、新思维，并由此出发进行缜密的管理逻辑和制度设计，而不是继续在不痛不痒的“落实厉行节约八项要求”中自欺欺人和打转转了。（编辑：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