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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行政共谋:大学高官学术腐败之殇
2009-08-12 09:48:13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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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国内高校接连发生学术剽窃事件,浙江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州体育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辽宁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知名高校历历在列。实际上,被揭露的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发生在大学围墙内的学术腐败只是社会腐败的缩影而已。

  巧合的是,上述剽窃事件有3个共同点:剽窃者的背后是校(院)长和具有行政职务的知名教授等成为连带责任人;道歉或表示歉意是他们事后的相似举动;学生(包括博士生)成为事实的受罚者,沦为替罪羊。

  毋庸危言,“学而优则仕”这一几千年的传统一直沿袭至今,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当前学术语境下,校长、知名教授的晋升逻辑大致如下:年轻时才华横溢,颇有学者风范,随着学术资源的日益强大,他们开始成为学界的专家、知名学者。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跨越。这次跨越是量的变化,是基于学术进步的水平型跨越。

  继而,他们的学术声望日益壮大,但看到身边一些不劳而获的行政领导,社会地位更高、生活更富裕,他们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急于摆脱学究的帽子,开始尝试和涉足于行政管理层。慢慢的,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嬗变,教授升格为官员,完成他们的第二次跨越。这次跨越是质的变化,是从学术到行政的垂直型跨越。

  接下来,为了继续保持既有学术话语权,或向更高学术地位(如中科院院士等)进军,一些行政高官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和权力,实现行政权力向更高学术权力的转移与升级,完成他们的第三次跨越。这次跨越也是质的变化,是从行政到学术的逆向型垂直跨越。

  最后,他们的行政资源开始与学术资源产生化学变化,两者形成有效互动的良性局面,行政资源促使其学术资源进一步壮大,学术资源巩固其行政资源的既有优势。他们整日忙碌于各种行政管理事务,同时,门下弟子越来越多,他们与学生、与学问渐行渐远。奇怪的是,他们的论文、专著和课题越来越多,他们的名字频现于一些异域科研成果署名栏中,年均科研量骤然以数倍或数十倍计增长。总之,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两者实现了很好的整合和融合,是他们第四次跨越的特征。这次跨越是质的变化,是学术、行政资源实现双赢的巨跃。

  上述行政和学术资源的互动,具有自增强(self-strengthening)机制,使其在学界顺风顺水,官场上也游刃有余。其实,他们的学术生命已经终结。可现实情况是,他们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多,形成了学术时间越来越少、学术成果越来越多的反常现象。在此情形下,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也顺理成章。

  在国外,校长是社会活动家,资源筹措、行政管理、综合协调、品牌运营是其天职;对于教授而言,做实验、搞科研、写文章是其天职。校长和教授往往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交叉任职的比重甚小。

  其实,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教育管理制度与国外类似,当时大学管理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制,校长的主要职能是筹集资源、礼聘教授,而教师的研究方向、升级、晋升等基本由教授会决定,然后由校长等行政管理人员具体实施。这一时期的大学校长,仅仅是大学校长,其担任校长后,学术不再发展,但是并不妨碍其成为一个受尊重的校长。如北大的蔡元培、清华的梅贻琦,学术并不见得怎样,但他们的人格力量及其对学校发展的贡献,影响了一大批学者,这些应当成为当代大学校长的楷模。这种楷模的背后是优越而先进的制度支撑——行政、学术分离制。

  可现在的中国,大凡好的、知名的教授,大都选择了从政,其结果是,行政助了其学术一臂之力,行政也毁了其学术生涯。这或许是为什么中国鲜有大学者、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真正原因。其罪魁祸首就是学术与行政共谋制度。

  为了有效净化中国当前近乎肮脏的学术土壤,为了提升我国科技科研国际竞争力,为了具体落实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教育部等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认真反思和整顿中国学术发展环境,以目前社会反响强烈的几桩学术腐败事件入手,对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进行严厉惩罚,规劝其引咎辞职、或勒令辞职,必要时引入司法程序,进行问责制,以弘扬教育正义之本质、育人之天职。

  其次,改革现行行政、学术混杂的管理制度和体制,实行行政、学术考核分离制度。例如规定校长不带研究生,不上课等,以行政业绩进行考核,而教授,则不应从事行政管理业务,以教书育人、研究等加以考核。从而最大限度的规避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的相互勾结、共谋等现象的发生。这一点,可以将吉林大学行、教分离的做法进行推广。

  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希望有关部门以学术腐败案契机,改革现有行政治校制,实施新的行、学分离制,还中国学术一片净土。(编辑:东雪)

作者:姚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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