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予某人以权力，需要走出神秘状态。因为权力行使的对象是民众，那么民众不应只是被通知、被听取意见，而是应当能作出决定。而无论是书记做主，还是书记周围的集体决定，都会使“用人”在秘而不宣的酝酿中、神秘忐忑的表决中产生。让权力的授受走出密室，走到阳光下，把民众变成权力授予的主体，是防止权力腐败的根本出路。

　　在安徽，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近年已出现了18位被查处的县委书记，原因多为卖官买官。去年11月以来，安徽省在肥西、五河、定远、无为、潜山、镜湖等五县（区）开展了规范监督县委书记用人行为的试点。

　　《中国青年报》12月10日就此发出大篇幅报道，试图回答规范县委书记用人行为的试点工作是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就“规范用人权”来说，给安徽五个县的试点一个肯定的答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试点县内，至少从程序上讲，干部任用不再由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在动议、提名、推荐、考察、酝酿、决定、考核等步骤中，群众、组织部门、常委和书记办公会开始对书记权力的产生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正如试点名称所揭示的，这些进展，属于“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区）委书记用人行为”的性质。也就是说，县委书记的“用人权”仍然得以保持，试点工作只是为用人权的滥用设置一些障碍，从制度上使县委书记难以去卖官买官。

　　但就解决卖官买官问题而言，一群人作决定比一个人作决定要好，这是无庸置疑的，却并非没有“集体贿买”的可能。虽然乐见试点中显示的“用人决策层扩大”的效果，但我想，官员任用的机制，从根本上讲，还在于“用人权”这个权力的消失。

　　在皖北，出现过卖官买官而产生的“千万县令”。“千万县令”这个说法，将共和制度下的政党干部与王朝政治下的地方长官进行了直接比附，这种比附能够产生，在于县委书记确实具有了“县令”的权能，县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原因，就在于这一职务几乎让一个人具备在“山高皇帝远”的地带全面控制社会政治生活的条件。这种条件使县长往往变成名义上的行政长官，而实际上不过发挥主簿的作用（腐败官员者都感慨“书记县长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使得一个地区民众的幸福要寄望于县委书记对政党事业的忠诚。而县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也显示了这种忠诚设计无法超越“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的规律。

　　对一个地区的治理来说，官员任用怎样从“书记用人”转变为“民众用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但在“书记用人”的条件下，书记成为代表人民来赋予某人以权力的人，问题是书记是否能够代表、是否愿意代表千差万别的人民。县委书记的用人权被规范为“集体决定人事”，仍然会有这个问题。

　　在官员任用上，需要有一个从拔举、推举到选举的转变。县委书记拔举，或者几个人拔举，都是提拔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经过了民众推举，有些地方民众连推举的资格都被取消了。而一个现代治理，应当建立在选举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合乎社会治理的道德与理性，也是避免卖官买官的根本办法。我们想想，即使在选举这种大范围空间，也往往要制定办法去防止“贿选”，在小范围决定人事的情况下，行贿受贿的发生几率会有多高。

　　从“书记用人”到“集体用人”，对书记用人行为会有一定的约束，但在书记具有更大权力的环境下，“集体”未必不受到书记好恶的影响，即使书记不加明示，不发表“引导性意见”，他周围的人也不难从日常行为中猜度书记的“用人意图”。而且在一个小圈子内，投票范围的扩大，也可能意味着行贿成本的提高。

　　授予某人以权力，需要走出神秘状态。因为权力行使的对象是民众，那么民众不应只是被通知、被听取意见，而是应当能作出决定。而无论是书记做主，还是书记周围的集体决定，都会使“用人”在秘而不宣的酝酿中、神秘忐忑的表决中产生。让权力的授受走出密室，走到阳光下，把民众变成权力授予的主体，是防止权力腐败的根本出路。 （编辑：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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