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记得当时人喜欢以刘禹锡的两句诗来表达振奋的心情与乐观的态度：“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思想的解放确如澎湃春潮而一泻千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争鸣，以及民间思想活动的勃兴、大学学术生命的复苏、文学艺术的繁荣，都是社会的全面转型所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与精神信念。

　　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早已证明，只有禁锢思想的坚冰开始融化，社会发展的航道才有可能开通；只有把束缚人民心灵的紧箍咒砸碎，才能迈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一句话，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的确是发端于无数思想解放的洪流。

　　近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号召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广东新一轮的大发展，他指出，“思想解放的力度决定着经济社会进步的程度。”关于“思想解放的力度”这一提法颇有意义，而且我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思想解放不仅要有力度，而且也要寻求新的突破口——其实也并非是“新的”，只是在一直以来未能以积极的、“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去攻破的关口。

　　比如，国家富裕了、人民却远未获得足够相应的利益，那是因为政府在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占GPD的比例极小，据有关专家的统计是世界上最低的，竟然与阿富汗、老挝和莫桑比克这些穷国并列世界倒数第一。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政府在行政成本、豪华建筑、盛大活动等方面的投入却是远远高居世界第一。之所以会是这样，谁都知道是因为关于公共投入的决策和执行实际上是不受民众监督的，根本就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公民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

　　因此，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所无法绕开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从制度上确实使公民对于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的知情权、监督权得到落实和保障，如何使政府在花纳税人的钱的时候能符合公开透明和公平正义的原则。这确实不是什么新问题了，但却是实现社会正义与和谐的重要关口，也是考验所谓思想解放的力度的关口之一。

　　除了明显呈现的制度关口之外，我认为还应该以思想解放的千钧棒敲开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态中的潜状态。比如，行政官僚部门和垄断企业的利益驱动链、官场生存的权力潜规则、法治建设中无法回避的权力话语问题、思想言论的民主权利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当下中国社会环境中都带有无处不在但又化于无形的存在特征。

　　生活在中国的经验早已使我们对于许多事情习以为常了，比如“曾经圣人言，议论安敢至”的媒体潜规则；又比如笔者最近遭遇的一件小事：一场面向社会、也向公众作了预告的艺术讲座因某种无法直言的原因就被临时口头通知要“因故改期”；还有那些无处不在、却又不着一字的“打招呼”……所有这些都已构成了中国政治社会的柔韧的坚冰，正是这些自上而下的社会潜状态全面地腐蚀着社会的肌体、压迫着民众的心灵。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力度正应该在这些四处弥散的阴霾中显示出她的愤怒与力量，正应该在这些令人窒息的空气中使人民重新获得阳光和信心。

　　但是，思想解放的极端重要性也会使它容易流于空言，因为太重要、太关键的事情也必定是会最容易引起最大的利益冲突的事情。谁来保障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能够冲破特殊利益的壁垒而开辟出21世纪的科学发展观之航道？“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相信读者诸君还有人记得这句歌词吧？从解放思想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舍我们其谁？

　　（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编辑：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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