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容易走向两个误区，一是聚焦于某一个具体的、特殊的领域来讨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而使得在研究过程中错失了对于一般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最终使得研究流于琐碎和片面；第二个误区是直接从宏大的问题和原则着眼来讨论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般性问题，最终使得研究多流于空洞和形式，言之无物。文化传承和发展问题的研究，需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传承就是要将一般的理论和具体的个人相结合，亦即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其创立者（马克思）和诠释者（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相结合，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上生发出关于一般性问题的理解。与此同时，所阐发的关于一般性问题的理解，也要进一步纳入阐发者的实际生活中，也就是从研究者自身的传统和境遇来反观所阐发的一般性问题，进而思考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教育、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问题。通过这种从某一具体研究对象出发，阐明对一般性问题的理解，再拓展到对相关具体领域研究的进路，对于文化问题的研究方不至囿于片面，也不会流于空洞。

　　基于“文化传承”视角，将历史唯物主义纳入西方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维度，甚至纳入现代世界文化发展、现代人意义世界和价值秩序建构的层面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认识呈现出四个重要维度：

　　首先是承认一种多元主义的文化观。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内涵的考察，马克思思想视域下的文化指的是不同存在物之间相互关联、彼此承认、同构共生的存在样态。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关系构成文化的逻辑起点。与之同构，主体与客体、个体和类、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张力构成这个生态网络的多重维度。作为一种生态样式的文化，马克思承认多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的理解，首先就是对人类开创的文明形态和文化样式的承认，尊重不同文化样式和文明形态发展自身的权利和条件。文化的独特性是在多元共生、相互成全中获致的。

　　其次是强调一种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为马克思对西方两大文化传统——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传统的传承。一方面，作为理性主义传统发展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是理性主义的，但这种理性不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不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绝对理性，而是通过历史来开显，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获得澄明的历史理性或者说实践理性。另一方面，作为历史主义传统发展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主义的，但这种历史主义不是后世思想家如波普尔所指认的那种历史主义，不是施特劳斯所认为的那种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后果的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有一定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但这种客观性和规律性的认定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的揭示这一前提之上。康德在反思启蒙时发出的“大胆的运用自己理性”的呼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被内化为理解自身时代同时也是完成自己的行动原则。因为人就是人的时代，就是社会历史！

　　其三是确立一种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历史唯物主义对存在历史性的揭示将对于人的理解深入到人的真正本质的维度，因而与传统抽象的人本主义价值观相区别。西方在解读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曾涌现出三次重要的人本主义思潮，体现出人本主义思潮的三个共同特征，一是反对抽象对于现实人的统治和压制；二是都承诺了一种关于人性、人的本质的理解；三是从自我否定和不断超越的方面来看待人。现代“劳动”概念的建构对于扬弃“自由”和“平等”两种冲突的价值理念所具有的意义以及马克思通过对西方传统的“实践”概念的重构，扬弃了现代劳动概念及其价值蕴含，从生产实践及其关系的角度考察抽象价值得以可能或者说抽象价值被生产出来的现实条件，将价值问题回溯到“现实的人”来理解，确立了一种真正人本主义的价值观。

　　最后是指示一种建构主义的发展观。知识是西方传统的一大特质，也是当今文化的主导形式。知识增量与知识批判构成知识发展的两大铁律。理性建构主义与这两大规律内在相关。梳理现代思想流派对于传统理性建构主义的批判，可以看出，传统理性建构主义存在三个问题，亦即建构主义在理论层面的理性自负、在实践层面的越界僭位以及在价值层面的功利取向。然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建构主义的活动，而在于要让活动本身构成为活动的目的，也因而是活动的动因。吉尔伯特·赖尔区分了“知道什么（know that）”与“知道如何（know how）” 两种不同层面的知识，表明理论知识（“知道什么”的知识）作为理性的建构的次生性和抽象性，从而突出个体性的实践知识（“知道如何”的默会知识）的优位性和现实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一方面确立起的是马克思对其个体的自我理解，另一方面也表达出马克思试图确立起一种对于时代和文化的公共理解。

　　多元主义文化观、理性主义历史观、人本主义价值观和建构主义发展观，是我们通过考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之于传统西欧文化传承以及现代思想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之于当代文化发展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时获致的结论，它对于新时代的我们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增进文化自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杨菁  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传承思想研究”（2018GZMZQN07）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