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冽风吹，雪花飘坠。腊梅暗香，荡开肃穆。在京城畅春园，康熙与陈瑸连续进行五次“对话”，后整理成《天语下问》一文，收录于《陈瑸全集》中。
读《陈瑸全集》，如陷大泽，追怀无尽；如入莾林，叹赏节击。用句流行的话，内边藏有“治愈”之道：节操的、作为的、心灵的精神守正和精进不已。
陈瑸的欣慨交心，华实相扶，陈瑸的正心诚意，乡土血肉，在这部七十万字大著中，都能找到印证。
历朝历代，庙堂江湖，贩夫走卒，对陈瑸的赞誉，稠叠相加，对陈瑸的忆念，时刻在怀，在清康雍乾三朝以至民国的《乾隆修台湾县志陈瑸传》《广东通志》《雷州通志》《福建通志》《湖南通志》《湖广通志》等史料中，多有记载。最厉害的两句评语，一句叫作“国之祥瑞”。这是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早上，康熙对中堂说的：“陈瑸是广东雷州人，极偏僻处出一个这样的好人，不趋势利，正气中我看他还是和平的，真国家之祥瑞”。（《陈瑸全集》）。祥瑞者，吉祥之征兆也，举凡禾生双穗，地出甘泉，风调雨顺、枯木再生之类，皆极乐境地。康熙之言，饶富洞见。以至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十一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在友人处获 《陈瑸祥瑞文集》一部，阅其卷首，备述圣祖召见，而发出“恩礼之隆，令人感慨”之叹。
另一句，叫作“离闽闽怀，去蜀蜀思”，这是广东吴川才子林联桂对陈瑸这个好官的评价，甚为得体。陈瑸在台湾、四川、福建、湖南等地，都做过官，清名政声，天下皆知。在“离闽闽怀，去蜀蜀思”之后，笔者私意以为，还可加上“来台台留，居粤粤旺”两句。老百姓留之思之怀之的官，一定是个好官，是百姓的祥瑞之兆。
这样一位在国史中属于重量级的人物，却寂寂无闻，被世人遗忘。百度一下，当代“国宝陈瑸”，不乏其人，独独缺此清代雷州陈瑸。即便在岭南文化研究域场，也属暗淡寂寥。
在中国历来的“夏”“夷”这样的政治地理视野中，广东乃是蛮荒之地，广东人郑观应提出了新的世界地理观：“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汉唐以来，一大批文人被贬广东，包括韩愈、苏轼、寇准、秦观、米芾、李纲、杨万里、汤显祖、刘克庄等。陈桥生在新著中指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岭南的荒蛮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咎于贬谪文人的推波助澜。他者的建构，长时间的岭南话语的缺位，造成了千百年来岭南形象的被妖魔化。”（《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夏”“夷”文化怪圈盘桓岭南文化，经有年矣，《陈瑸全集》的出版，这是对雷州乃至岭南文化被“妖魔化”的一个补偏救弊，也是岭南文化的一次反思和“自证”。
《陈瑸全集》中，收录《天语下问》一文，万余字，记述康熙与陈瑸在京城畅春园连续的五次对话。这篇对话，可视为陈瑸的述职报告，也可视为君臣议政纪要。这篇非虚构纪实报告，故事生动，金句叠出，细节动人。其规模、信息、价值，堪称妙文，经得起陈寅恪史料史学之格例和方法：“互相释证”“互相参证”“互相补证”的真实性检验。
虫子在竹节中啃噬、打洞，是一节一节地，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垂直，谓之“ 直出”。禅宗提出“横出”概念，即从竹节旁打一个洞，“横出”三界。“横出”于《陈瑸全集》的《天语下问》，隐藏着海量资讯，像奔腾不息的水眼，搅动一波一波的浪头，可窥探出陈瑸那片江湖的精彩夺目和艰辛备尝，亦可探究出十五世纪全球航行大地理发现，到十七世纪现近代科学基础奠定的海洋视野和经济发展态势。
《天语下问》，多是妙义微音，应机而发的干货，甚少逻辑顽疾，多是人话，平常话，没有套路、模板、胡扯之类的故弄玄虚。腐败者，无作为者，吹牛者，难逃其“问”；奸诈者，忽悠者，空谈道理者，无以为“答”。哈耶克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任何语言和事实，都是一种过去式，都是一种回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特在反思德国历史的作品《剥洋葱》中说：“回忆可以作弊，可以美化，可以伪装。”《天语下问》展现的事实与事实解读，还原了原来的历史现场，顺应了正当的历史诉求。连康熙对陈瑸“能力”的质疑和陈瑸汇报时康熙略嫌“烦琐”的内容也都记录在案。陈瑸当庭背诵《西铭》，当背诵至“勇于从而顺今”句时，“偶失记”，不记得下一句了；背至“雍正汝于成”句时，“错字蒙天语” 一一订正。如此细节，都如实保留了下来。
历史的透视，是一种远距离的透视，历史的解读，是一种局外人的解读。特别讲求细节和可信。
陈瑸以湖南巡抚任内身份，于康熙五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自长沙启程，十一月三十日到京城，历时四十天。十二月初一至十三日，在京城五次与康熙会面，十三日往清河送驾、告别，又走了四十多天到福建履新赴任巡抚一职。前后三个月。一次漫长的朝拜跪请，一次忐忑的面谕圣考，也是一次欢快的友情安抚。莎翁有言：“盛宴易散，良会难逢。”《天语下问》，初一，初四，初六，初八，初九，五次谨遵训旨，十分罕见。十三日送驾，康熙意犹未尽，趁陈瑸雪滑跌倒，又演绎了一段故事。五天中，所接触的话题，极为广泛，小到收成分数、米价贵贱、京语方言、儿女家事，大到风物民俗、乡音地理、俯仰庙堂寂寞途穷。类别或天文八卦，或诗词歌赋。视角上，有庙堂之高，有江湖之远。故事则经纬相错，蹊跷难测。风格或飘逸豪迈，或蕴藉温情，兼而有之。
作品把叙事中某些重要但一扫而过的加速镜头，加以放大；把外界背景与内在理路，加以捋顺。使多年沉疴痼疾，能优游不迫一招治理，就集中在火耗分寸、海盗防患、陈瑸与清朝名将年羹尧扑朔迷离的关系，这三个“戏胆”上。
一、海盗之论
《天语下问》中，康熙对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沿海场域，关注度最高，篇幅最大，下的词也挺狠。他认为：对于沿海管制方略，既不能“将渔船禁出”，使“沿海居民便无产业”；又要“持印有照”，“于紧要口子巡哨盘查得严”。对于海盗要“相机早早扑灭，勿容隐久了便为害地方”；地方官员如不“摺奏朕知”，那就是“死罪”了。
海洋漩涡中蕴藏极之巨大的“势能”，海洋文化是一种最复杂的文化。
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说：“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工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颇多。”
孙中山也说过：“始于海洋之奇，沧海之澜，自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从地理上看，站在海洋角度，向大陆眺望，大陆是封闭的、有限的。
站在大陆角度，向大海眺望，大海是活力的、无边的。
从人的心理上看，除了陆地和海洋，此岸和彼岸，还有第三条岸。巴西著名小说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小说《河的第三条岸》，写父亲在一条小船中漂流了二三十年，既不在此岸中，也不在彼岸，也不在水中，他就是第三条岸。三角形的湖，有三条岸，圆形不规则的湖，有很多的岸。小船有了心岸，不管岸有多远，修桥，摆渡，就能抵达。“不同文化”，就包含这心灵上广阔无限的海洋和心岸。
从人文上看，价值是个混合体。郭小东的长篇小说《铜钵孟》写到的潮汕的真实现场“拍索埕”。那是个生产布帆、渔网、三桅船的小工坊；是潮涨潮落，留下鱼货一片的渔港，也是偷渡海外驶向大海的码头。拍索埕是一个福地，被联合国收入《世界记忆名录》的侨批—一种远程信托、汇票、家书。由海潮而来，潮涨潮落，信守千年，潮水漂来的十七万封侨批，尚存于世，验证千年，也是一道哭墙，拍索埕兼做刑场、断头台，立有带血的木栓，留下人血的腥味和冤鬼哭声。“不同文化”的价值，汇聚于这片海滨之地。
海洋，蕴藏着人类三个终极恐惧，即死亡、未知和孤独。人间万象，苦乐难言。陈瑸对康熙回答关于对海洋的恐惧和对海盗的知性，很是准确：“攻之无可攻，招之无可招，固之无可固。”因为，山贼“啸聚有所”，海贼“出没靡常”“突犯内境”“剽掠海中”。陈瑸所言，是有底气的。他有过海的经历。在回答康熙“汝过海曾经过险么”？他有段生动的回答，康熙听了，也“每有喜色”：
“臣于康熙四十三年行程进京时，舟出鹿儿门便失去舵了，船在海中漂荡一夜；至黎明，忽有西风一阵将船打回港内，一船方得生命，再放洋至洋心，又遇大风发作，波浪滔天，船几沉了。此是臣过海经险头一次，到今年4月内过海，托皇上洪福，一日两夜便顺风过来了。”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海洋都是恐惧的、敬畏的。
公元594年，隋文帝下诏在南海建南海神庙。公元726年，唐玄宗派太常少卿张九龄祭南岳和南海，开创皇帝派重臣南来代祭南海之先河。明朱元璋登基第二年，梦发广东东莞，即派人奠祭东莞城隍庙。拜祭、海禁、抚慰、讨伐，心理十分复杂。盖因海洋价值“寄生”性质，既包含了海商、海贸、海盗、海鱼，也包括了海上航行、探测、科技等。国际著名价值学学者方启龙，提出“价值本身无法存在，它的存在基于某种通常是事物价值的携带者的价值的‘寄生’性质”（《价值是什么—价值学导论》）。海盗就是海洋文化的一个携带者，离开海洋，海盗无法独存。
海洋价值的“寄生”，特别像《天语下问》中的“贼”，也就是海盗。它的神秘性、特殊性、流动性、多变性，难以预测，有的甚至成为人的观念中的魔幻、传奇。陈瑸出生雷州，在海边长大，进入仕途后在古田、台湾、福建沿海为官的1699—1718年，陈瑸写了“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驾山蓬岛摇空碧，溶日桃都射晓红”“銮山廋岭梅初熟，开渡瀛洲道始通”等豪迈诗句。他足以见其对海洋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也正是被史上称为海盗的“黄金时代”，成千上万的海盗出没、剽掠在海洋上行走的商船。电影《加勒比海盗》，就是以这个时代作为历史背景的。
海盗文化有独异的个性和特征，对经济的拓展和各种文明的撞碰、融合，有异质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一）正邪的无间道。海盗的出现，应与航海、大地理发现，东西方海上连通相关。这种在海上从事抢劫商船的行当，产生于航行发达的十六世纪后，在中国商业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带，那时就有海盗出现。从世界范围来说，1497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为葡萄牙人正式开辟经由非洲好望角、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一直推进到广州的新的海上航道。一百多年后的1692年，海盗中的达·伽马——托马斯·图，他的“友谊号”沿着当年达·伽马开辟的航线进入印度洋，开始长达22000海里的航行。
出于贫困，为了生存，乐于冒险经历而为之，是海盗文化产生的主要原因。康熙在《天语下问》中说道：“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沿海一带居民，皆依海为生；若将渔船禁止，沿海居民，便无产业了”“在外洋讨不到鱼，遇到商船孤单，便抢劫了船只、货物去做贼了。”
海盗，PIRATE，来源于希腊语PEIRE，意为“动机、经历”，暗示“在海上撞大运”，和PERIL（危险）等内涵，等同游牧、农作、捕鱼、狩猎等手段，并未被认为可耻，更被赞美为英雄。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海盗就不是个反面角色。这与康熙眼中“贼”的概念是不同的。
所有国家都有不成文规定，遇上海盗，只能驱逐，不能狙杀，在海盗肆虐时期，有海盗就有理由护送商船、民船，这也成为各国海军训练经验口实。联合国有关法律规定，海上护卫应以和平维护为准则，海盗的冒险性与政府的隐秘性勾连，而且击败海盗，成本很高，所以海盗生成，带有国家因素，而海上生存，是个长久命题。正邪纠缠，利害考量，就成了海盗文化价值判断复杂的无间道。
(二）善恶的灰色地带。海盗与旅行探险、科学考察相伴，我之蹊径，别有踪途。著名海盗威廉·丹比尔1673年加入西印度群岛一个海盗集团，他对金银珠宝不感兴趣，却对气象的万千水文的变化、海洋动植物兴趣盎然。他1693年回到伦敦后写了《新环球航行》。1708年—1711年，在一个荒无人烟的胡安·菲南德岛屿，他发现了身穿羊皮的“野人”，这个名叫亚历山大·塞尔科金的苏格兰人，就是《鲁宾逊漂流记》主人公的原型。丹比尔对于海洋科学的发现，有重大贡献。中国明代潮州人陈祖义，盘踞马六甲十数年，攻陷50多城镇；中国海盗郑石民，投降朝廷后，仍有数万名追随者，留在香港、东南亚等地。海盗不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所以难以判断它的流动性和多变性的价值。
(三）人性的第三条岸。“剽掠海中”，生命无常，在海洋中自然探索，向社会欲望那边看，那是连绵不断的血脉与香火，人是孤独的；站在社会欲望这边向磅礴的海洋看，那里是阔大的、自由的。岭南文化融入了海盗文化精神中的勇敢、彪悍、灵动，以海洋冒险冲击明清封建王朝的闭关锁国，以海洋的“彪悍”颠覆视野的单一愚昧，是历史的进步。
宋元丰六年，诗人王巩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岭南，北归之时，苏轼往迎，巩出歌妓柔妇劝酒，轼问：“岭南好不好？”柔妇答曰：“此心安好，便是吾乡，心若不安，纵是故乡，亦成他乡。”此岸，彼岸，陆地，海洋，全在心的安好。汤显祖被贬岭南后致朋友的书信中说：“弟在岭南，如在金陵，清虚可以杀人，瘴疠可以救人。”刘禹锡任连州刺史，写下“几度欲归去，回眸情更深”的动人诗句。岭南文化特别是它的海洋精神和世界视野润育了南来贬谪文人。地域文化关系理应为一种交流互补，相互影响的双向关系。
康熙论“贼”一段，还对陈瑸说了对付“贼”的策略要旨：在过与止的关系上，要做个“明白人”，“不可太过，总要得中为好”；在清与刻关系上，要“清而不刻，为好”“清而刻，人便不能相安”。康熙的“此处严紧，贼海上不能行走，他自散了”，则是皇宫深院的虚言，不足为训。在陈瑸的诗里，透露他“韶秀温润”的品格和个性，对康熙的“明白人”教诲，自然心领神会。
海盗文化中的“霸气”“另类”“彪悍”是一份颇具领悟的“精神”财富。中西交流始于海洋，连《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中，频频出现西洋珐琅盒子，贴头痛的药“依弗那”，以及来自“哦罗斯国”的“雀金呢”“大麾衣”，也不放过这大航海黄金时代的新奇玩意和未来曙光；反观康熙和一个来自海边即将去福建任省长和省军区司令的陈瑸五次对话，却只谈海盗的治理，大体上只固守在他那“一亩三分地”的权力稳定上，其视野的片面窄化浅显，可见一斑。及至当代，当苹果乔布斯的办公室，赫然挂着一面海盗旗，海盗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而遗存光华于世。岭南文化中的“海盗”精神，对它的悟解、探索和开发，就变得不可或缺，更加迫切。
二、火耗之虑
火耗，起于明万历年，即把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折耗即火耗多少。张居正在推行“一条鞭法”时，把老百姓上交的碎银，熔化为银锭，地方官员据此计算火耗，征税时，加征的火耗，大于实际损耗的火耗，差额就归官了，以损耗为由，多收银钱，火耗量越高，差额的银越多。这引起了老百姓的强烈反对，不利于统治王朝的长治久安。清初官员沿用这一做法，“火耗”不断加重，官员图利，数倍于正赋。火耗率征收竟达50%，康熙前朝，发过禁令，但收获甚微，后期，有大官要把“火耗”作规范化征收，康熙没有答应。康熙真正担心的似乎不在加耗多寡。陈瑸禀报说，台湾三县征收钱粮，一分火耗也没有，福建省内各府、州、县，征收银粮，加耗亦不上一分。火耗问题，陈瑸意思是赵申乔任总督时“原禁火耗，恐亦阳奉阴违”，故上奏要“重申严禁”。康熙没有接陈瑸的话荏，他担心的是：加耗原是不好，若禁绝了，恐州、县又“别生弊端取钱”；明许加一火耗征收，“便不止加一了”。口子开了，难得实情。又担心下层州、县的瞒报和具不实奏，对抗之。他寄望于陈瑸的是：大臣之体，朕会关照你们，该给的“俱少不得，但自己清廉还不够，还得替“朝廷办些事”才好。禁与不禁，加一分还是加几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出“弊端”。
三、吏治之策
《天语下问》中，考核吏治是个核心内容。康熙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包括偏远巡抚赵申乔、潘崇洛，河南巡抚李汤，湖南布政使阿琳，广东布政司王朝恩，湖广总督额伦特，福建总督满保，福建按察司董水伎，福建布政司沙木哈，台湾总兵，河南巡抚，台湾武官，福建粮驿道等等。对这批官员的出处、表现、为官之道，康熙都一一考核，陈瑸均有所应答，甚至陈瑸进京，路过河南，康熙问他河南巡抚“做官如何”，陈瑸答：没经过开封，没听过他，但“听说河南巡抚做官很好”，佐证了康熙“他是个老实人”的印象。接着，康熙点赞他的条奏“语还正直”，但对水师前任提督，“有海贼数十起，后部议革职，汝说他好，这就不是正直了”，批评了陈瑸。康熙对陈瑸禀奏赵申乔在火耗问题上“阳奉阴违”一事，没有接茬，原因是此前他在陈瑸请禁加耗一疏中，批过：“张大其言，沾名条奏，殊玷官方。”表示了不满。
此外，据雍正三年六月十七日谕大学士，言及年羹尧与陈瑸的关系：“陈瑸曾为四川学道，与年羹尧同城而居，无交办之事，是以不疾之已甚耳。后绝往来，定是陈瑸绝年羹尧，非年羹尧绝陈瑸也。年羹尧欲借荐陈瑸以沽名，真无耻之极。此事也不可不办。”在此前，年羹尧曾给朝廷上折子，说陈瑸是他推荐的，后因陈瑸举荐葛继礼一事，与陈绝断往来。年羹尧作威作福，贪污敛财，结党营私，最后被雍正拿下。陈瑸的人事纠葛、做人品性，经时间淘洗，横跨康雍乾三朝，陈瑸的存在，也成了乾隆“再三咨访”的“一时之望”。“为治之道，首在得人”（乾隆语），殊为不易。
陈瑸作为“国之祥瑞”的“明白人”，内涵丰富，《湖南通志》中对他“以苏民困，以重民命”的概括，甚是到位。他的立身之本，为事之方，涉世之要，正心诚意，燕婉情深，善可治人，良必敦厚，韵致令人叹绝。
十三日早五鼓，陈瑸离开京城，前往福建履新，在清河跪送圣驾，蒙停銮传旨说：“皇上已见汝来了，可回去，上任去。”本来故事到此，即可收科，岂料因为雪深，陈瑸失足倾跌，康熙一直目送，便着人抱扶，遂又问及陈瑸见过这样的大雪？陈瑸答“在京住过五年，见过雪深三四寸”，康熙又问：“在京做何官，哪一年？”意犹未尽，不舍离去，余韵缭绕，细节动人。
一个民族对自己“集体记忆”的忠实保存，是民族文明的重要表征。《陈瑸全集》的编辑出版，和雷州陈瑸文集论坛的举办，是岭南的一个文化事件。举凡一个文化事件能够产生影响，一定是大量文化人的投入，汇合成一种新鲜活脱、坚韧不拔的文化混合力、同心力，才能成事。唐有伯、龙鸣、陈海烈、符小文、麦淑萍、黄健雄、陈柔好、吴茂信、王秀梅、谢林、陈楚等文界、商界、政界的支持贡献、辛勤劳作，构建了一种跨界驳杂的多元组合，这不仅意味着《陈瑸全集》这本巨著和这次论坛的出类拔萃，也彰显了雷州文化和岭南文化事业的明确定位。
作者：黄树森
作者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本文原载于《特区文学·深圳评论》总第03期
来源：深圳特区文学发布微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