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新时期以来的这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累积下来的写作者很多，各种风格、各种水准的作品也数量庞大，说中国当代文学成就大的人，可以找出很多有实力的作家和作品例证，说中国当代文学不值一提的人，也能找到不少名不副实的作品例证，而且双方所举证的，很多还是相同作家的作品。这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之难。
但凡没有经过较长时间淘洗、过滤的文化现象，共识总是很难形成，争议乃至价值分裂都是必然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德敬恕”的写作传统，不喜欢满口柴胡气、一开口就见到喉咙的刻薄文风，觉得那样少了敦厚温和之气，但这样的传统“五四”以后就被打破了。“五四”以来的许多文艺论争，都是用词极端、充满意气的，夹杂着人身攻击的论战也不在少数。很多人抱怨现在的批评文风要么过于温吞，要么戾气很大，各种不满意，其实让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说话方式，是再正常不过的文艺生态；试图让每一个人都怒目圆睁、见佛杀佛，或者让每一个人都细细思想、慢慢道来，都不现实。学会接受在文学现场发生的各种意气、火气、情绪、片面、缺漏、不吐不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身在当代的人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些也是当代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在如此混杂、喧闹的中国当代文学现场里做出清晰的判断，并不容易。
如果以四十几年前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为一个新的起点，应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个新起点，艺术水准是不高的。刘心武的《班主任》固然重要，但以今天的眼光看，艺术上还显粗糙；那时，因为写作被批判的也大有人在。我听舒婷说过，她当年写诗，面临着怎样的巨大压力；我也听汪政讲过，赵本夫当年写《卖驴》，差点被拘押。可见，无论是艺术上还是思想自由度上，四十多年前的这个起点都是很低的。但经过这四十多年的努力，不可否认，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至少在诗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文学批评等方面的成就已不亚于现代文学，甚至超过了现代文学，这应该是不难判断的事实。我们今天对现代文学作家有很高的评价，一方面和他们的写作成就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参与了现代汉语的建构有关。现代汉语的基本面貌主要是以现代文学的文本为参照的，如果一个作家参与了一种语言的建构，尤其是见证了一种语言从出生到成熟的过程，他的重要性就会不言而喻。相对来讲，当代文学在语言比较成熟的状态下，要想有所创新，并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语言风格，难度就要大得多。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漠视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借口，以中篇小说为例，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棋王》《透明的红萝卜》《罂粟之家》《一九八六年》《傻瓜的诗篇》《没有语言的生活》《玛卓的爱情》等一大批作品，今天重读仍然是令人赞叹的；有些作品，即便放在同一时期世界文学的尺度里（从现有的中文译作来看），也是可以平等对话的，比如苏童的一些短篇小说，艺术水准并不见得逊色于那些已翻译过来、与他同龄的西方作家。
因此，承认中国当代文学这四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同样需要胆识和勇气。
文学研究界总是存在一个怪现象，好像研究对象时间越久远就越显得你有学问，所以，在中国文学这个学科里，研究先秦的多半看不上研究唐宋的，研究唐宋的又可能看不上研究元明清的，研究元明清的不太看不上研究近现代的，而研究近现代的不少又看不上研究当代文学的。这种对时间的迷信其实是肤浅的。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不留意历史流程的每一个细小的转折处，尤其是它在当下所引起的波澜，史论研究很可能是空洞的。刚去世不久的历史学家章开沅曾说，历史研究者的眼界不可太过局促，史学的真正危机在于大家把题目越做越小。文学界就更是如此了，从业者众，每年生产的学位论文更是堆积如山，但研究的视野和话题的丰富性，都窄小而有限。所以章开沅主张“参与史学”，强调史家必须有适度的现实关怀，在回顾过去的同时，还要立足现实，并面对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这种当代意识是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应具有的。以此来看，当代文学并不是仅限于与一部分写作者和研究者相关的学科，而应是所有文学人所共享的精神场域。但凡有所担当的写作和研究，无论它从哪个角度切入世界，最后通向的肯定是“现在”——你对“现在”的态度，会决定你取何种立场思考；意识到了“现在”的绵延之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人类才得以更好地理解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自己是什么。
不久前读俄罗斯作家贝科夫写的《帕斯捷尔纳克传》，里面这样描述帕斯捷尔纳克：“他的胜利不在于完美无缺，而在于完整、贴切地表达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也在于他不惧怕承担这一切。”这种“经历”和“承担”，昭示出作家是活在当下的，他没有逃避现在，而是在对当下的体验中，通过语言重建一个他所守护的真实世界。许多时候，正在经历和发生的一切是最难辨认，也最难判断的，一个文学研究者如果想要表达一种所谓的学术勇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否定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学，否定同时代的作家，因为没有经过时间淘洗、检验的文学经验，往往是最不值钱的，一切的过度判断都可以得到原谅，甚至会有人把这种横扫一切的做法视为学术良心。但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假若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后来回顾、研究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不可能认为这几十年的文学写作都是过渡性的、没价值的吧？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时间也诞生过好作家、好作品，那这些人是谁？这些作品是哪些？好作家、好作品不可能都等百年之后再来确认，今天在现场中的人就要有辨认和肯定的眼光，就要有第一时间大胆判断的勇气。
盲目肯定固然不可取，但一味地否定也不是正途，还是要理性、客观地从研究对象身上多加学习，才能对文学的发展现状提出更具价值的意见。这令我想起徐复观的一段回忆。当年他穿着陆军少将的军装到勉仁书院拜见熊十力，向他请教应该读什么书，其中有一段描写非常精彩：他老先生教我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我说那早年已经读过了。他以不高兴的神气说：你并没有读懂，应当再读。过了些时候再去见他，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他问：有点什么心得？于是我接二连三地说出我的许多不同意的地方。他老先生未听完便怒声斥骂说：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它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这事徐复观多年以后忆及，仍觉“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那这四十多年不长的历程，中国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成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再造了中国文学的语言制度。
中国文学一直有比较成熟的、规范的语言制度，很早的时候，语言制度就对应一种文明制度确立下来。语言的制度化对文学的发展有利有弊。一方面，它使得文学语言变得规范、成熟；另一方面，也成为一种约束、镣铐。比如，格律诗作为中国语言制度的典范，成就很高，但过度规范也是对语言的窒息。孔子删《诗经》的时候，就是为了建立起文学的语言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思无邪”，要通过语言整肃，“去郑声”，使诗成为雅音、雅言，此正声的目的是让诗言志，走大道。不仅郑声，同一时期的宋音、卫音、齐音，这些在野的声音、语词都是“溺志”“淫志”，让人沉溺而心志混乱的，这些不合乎规范的声音都要被去除，“齐之以礼”。当语言高度格律化、制度化之后，诗也就容易走到刘半农他们所说的“假诗世界”，不改不行了。“五四”的功绩之一就是对这种成熟到近乎腐朽的语言制度的颠覆。从格律诗到自由的、彻底的长短句，这是对固有的语言制度的反叛，对一种自由的、个人的声音的重新召唤。
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的中国文学，可谓也是对之前“十七年”文学这一僵化的语言制度的反抗，让各种个人的声音有了重新发声的机会。朦胧诗也好，伤痕文学也好，先锋文学也好，再到女性文学、网络文学，等等，一路下来，都是越来越强调自我、个人的声音。这是一种文学语言制度的再造，文学又有了自由表达的空间，也获得了语言意义上的新生。今天的中国文学，主旋律的、弘扬传统文化的、先锋的、现实主义的、网络的、市场化的，汇聚于一炉，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发力、施展的空间，这种驳杂与丰富，其实就是语言的胜利。而且每一种类型的写作，都开始形成自己的小传统及代表性作家。我们不可能再回到旧有的腔调中说话和写作了，更不可能用一种统一的语言来覆盖所有写作了。而新的语言必然承载新的价值、新的观念，这种巨大的思想转变，和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次变革密切相关。
当然，在肯定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同时，也需看到，中国当代文学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尤其在精神格局上的局限性尤为明显。
随着文学语境的变化，写作不再是单纯的个人面对自我、内心和世界的勘探，各种热闹、喧嚣都在影响作家，也在重新塑造作家们的文学观念。而国内文学活动繁多，国际交流也越来越频密，以至于各种层面的交流被视为评价作品的重要参考。但我感觉，这些年作家们过度强调文学交流、文学翻译之后，有所忽略文学的另一种本质——写作的非交流性。事实上，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是交流的产物，恰恰相反，它们是在作家个体的沉思、冥想中产生的。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能和谁交流？日本《源氏物语》的诞生是交流的产物吗？很显然，这些作品的出现，并未受益于所谓的国际交流或多民族文化融合。它们表达的更多是作家个体的发现。正因为文学有不可交流的封闭性的一面，文学才有秘密，才迷人，才有内在的一面，这就是本雅明所说的，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孤独的个人”是伟大作品的基础。现在一些中国作家的写作问题，不是交流不够，恰恰是因为缺乏“孤独的个人”，缺少有深度的内面。有些作家一年有好几个月在国外从事各种文学交流，作品却越写越不好，原因正是作品中不再有那个强大的“孤独的个人”。所以，好作家应该警惕过度交流，甚至要有意关闭一些交流的通道，转而向内挖掘，深入自己的内心，更多地发现个体的真理，在作品中锻造出那个强大的“孤独的个人”，唯有这种文学，才会因为有内在的维度而深具力量。
中国当代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缺失，就是正在失去对重大问题的兴趣和发言能力，少了对自身及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不少作家满足于一己之经验，沉醉于小情小爱，缺少写作的野心，思想贫乏，趣味单一。比起一些西方作家，甚至比起鲁迅、曹禺等作家，一些当代作家的精神都显得太轻浅了。私人经验的泛滥，使小说叙事日益小事化、琐碎化；消费文化的崛起，使小说热衷于讲述身体和欲望的故事。那些浩大、强悍的生存真实、心灵苦难，已经很难引起作家的注意。文学正在从更重要的精神领域退场，正在丧失面向心灵世界发声的自觉。从过去那种概念化的文学，过渡到今天这种私人化的文学，尽管面貌各异，但从精神的底子上看，其实都像是一种无声的文学，这种文学，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什么是“主要的真实”？我想就是在现实中急需作家用心灵来回答的重大问题，关于活着的意义，关于生命的自由，关于人性的真相，关于生之喜悦与死之悲哀，关于人类的命运与出路，等等。在当下中国作家的笔下，很少看到有关这些问题的深度追索。许多人的写作，只是满足于对生活现象的表层抚摩，普遍缺乏和现实、存在深入辩论的能力。
这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急需面对的精神危机。而我们读翻译过来的帕慕克、伊恩·麦克尤恩等人的小说，还是能感觉到他们一直在描绘和探询深层的人性问题、信仰问题，就是好莱坞那些商业化的电影，都会蕴藏深刻的精神之问，比如《星际穿越》，作为科幻电影，它思考人类往何处去，人类的爱能否让人类获得拯救这样的问题；《血战钢锯岭》探讨信念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有没有可能改变一个人、改变一群人；甚至很多更商业化的好莱坞电影，也会去张扬和肯定那些有意义的、值得为之殉难的价值。就连迪士尼公司拍给小孩看的电影《寻梦环游记》，都令我感动和震撼，它告诉我们，人其实是活在记忆里的，亡灵也是活在活人的记忆里的。你可以摧毁我的生活，唯独不能摧毁我的记忆，只要这个记忆还存在，就意味着这个人还活在我们中间，记忆消失了，这个人就灰飞烟灭了。这个主题是非常深刻的。相比之下，中国当代的文学、电影和其他艺术门类，可能过分满足于趣味、讲故事、制造各种商业元素了，不少作家、艺术家都渐渐失去了高远的追求，不太去思考人之为人的尊严在哪里，人究竟应该如何活着，有什么事物值得我为之牺牲这样一些有重量的话题。
文学本是灵魂的事业，应该执着于对人性复杂性、精神可能性的探讨，如果不在这些方面努力和跋涉，写作就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事务。今日的中国文学，读者、销量、改编、翻译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了，尤其需要强调这种精神意义上的写作雄心。
来源：《文艺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