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7日，俊年送来他的散文选集，三十余万字，书名叫做《南天心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俊年散文，别开生面，成果卓荦，作序云云，欣然应允。
我1995年主编过一套理论书籍，收了谭庭浩、钟晓毅、杨苗燕、陈晓武、江锐钦五人专著，叫作《叩问岭南》；2024年，广东《花城》《随笔》杂志创刊45周年，用了一个“文舞南方、花开无尽”的理念，叫作《万象向南》；俊年有一篇散文名篇，叫作《南边的岸》，《新华文摘》等多家书刊作为佳作收录。
追忆过往，陈寅恪有“南学”一说，梁启超有“粤学”一说，屈大均有一捧“粤符”，就会怎样怎样。这“南”，这“粤”，大抵指五岭以南那块地方。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过一句妙语：“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押韵。”说得好极了，上面说法很多，其实，都在押一个“南”韵。这“南”韵，是个险韵，不容易押，押好，更不容易。
“南”韵，是个险韵，不容易押
仅广州一地而言，单用“临海”“水文化”，很难概括清楚。广州水系很复杂、很独特，江、溪、浦、埔、埗、津、塘，“水面密布，随湖潮空”，像微血管般绵密交织。
广州城的老中轴线不是笔直的，而是斗折蛇行、弯曲柔软的。这条二千余年历史的城市中轴线，从广州越秀山－中山纪念堂－海珠广场，延伸至惠福路以南便渐趋弯折。另有一说，中轴线转到永汉路（今北京路）直达天字码头，也是呈弯曲走势。故可称为千年双轴线或千年弯曲线。这跟北京奥运会场设计，把80公里中轴线延长30公里的笔直设计，一弯一直，各有韵味。
北宋画家张择端除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外，尚有《金明池争标图》存世，画的是北宋汴梁（今河南开封）金明池龙舟争标，只能直线竞逐。而龙舟争标起源于广东，发源自古粤弯曲河涌，可转弯、可缓行停驻。
广州城市建筑中，西关民居的酸枝趟栊三件套：外为矮脚二窗门，中为趟栊，内为大门。广东人穿衣是“二八乱穿衣，三九随人意”，无季节可言。广东人思维如虫子打洞，可以“直出”，也可以“横出”，可以“渐悟”，也可以“顿悟”。广州城市形象的色彩、装饰、符号中，注入无与伦比的异质元素和资源。
即使明代贬官汤显祖，也被岭南的定期互市（交易会），“花面蛮姬”（鬼婆）吸引，诉说“弟在岭南，如在金陵”“新生百姓能如此，惭愧浮生是宰官”的心声。比之苏东坡，同为贬官，品位高多了。
岭南到了六祖惠能时代，文化发展到了顶峰，惠能成了标杆。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年代，到了1978年，如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中所谓的“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烈的生命力的影像”，每个人都面临生命中轻与重的抉择。20世纪90年代，霍英东团队在广州南沙召开了一个全广州期刊主编的会议，我也受邀参加。会上宣布：“1993年旺期，全国货车有四分之一开往珠三角”。当时广州有一种新行当，即外地来广州买车需请广州司机开出城，每次收费400元。
“以物证史”，史识悲情
1978年，是一个史家绝唱、无韵离骚的时代。其中的史识悲情，喜悦泪目，盘屈于墨，让人叹为观止，是为绝唱。
那个年代，陈俊年带着母亲“肯做就有饭食”的箴言，带着一本《人民文学》，与兄弟三人辗转惠阳、武汉、九连山追寻作家梦；同时秉持“缝二代”祖传一针一缝的工匠精神，骑着单车，从广州而东莞，从东莞而深圳，沿着广深公路，去闯荡那个充满未知的市场，以及市场带来的新人文精神与新经济文化形态。
1979年，《羊城晚报》复刊，陈俊年便以“特区速度”，抢占舆论高地，在《花地》副刊连续以散文、诗歌、小说、评论十八般武器齐上，共60多篇。陈俊年的灵性、风趣、才情，逐渐面世，显露峥嵘。
市场经济，需要一种与之配伍的新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形态，没有这种文化，市场文明是建立不起来的。而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劳动、一种精神产品，立刻就变成了一种商品。
观念力，是有功能的，对客观世界是有作用的。它不是生产力、执行力、知识力中的一种，而是所有力的源泉，是统一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恒动力。
当年，李士非、易征、俊年，我们一见面，讲得最多的是，改革开放“五驾马车”：蛇口袁庚、广州铁路局杨其华、深圳梁湘、广州许士杰、海南雷宇。我们也谈烧鹅市价是从哪发布的？港币和人民币兑换比价是哪发布的？
本集子里收录一篇《夜雨濛濛》文章，押的是“南”韵：
“珠江三角洲的春夜喜雨，来得并不猛烈粗野，它不是斜插的钢针，不是绷直的黑线，而是像刚出浴的美女垂下来的秀发，纤细、晶亮，抖动着一股柔情。”
在《始于足下》中，更有“为海风猛，日头毒”“亚热带气候对人体结构造成的影响”的表述，说广东人总是常年眯眼，故而颧骨高、眼窝深的特点。押的也是“南”韵。
1978年，俊年面临的观念环境，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是“敢为先”“始为之”“第一轨”；是“路通财通”“通则变”“人找钱难，钱找钱易”；是“靓女先嫁，不要等到更年期”。
俊年频频在珠江两岸、广深公路、南海、番禺、顺德一带，统计车辆流量，判断商品流通态势，“天地交而万物通”。他最早潜入深圳，涉足禁区，进入沙头角，获取思想活水、新鲜灵感。
1978年，不仅是历史转折点，也是逻辑起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作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信息茧房，变作了众声喧哗，变作了批判性反思，恢复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由。
2010年8月3日，《南方日报》刊发《黄树森陈思和章建刚做客“岭南大讲堂”，纵横广东文化形象》一文，文中引用我提出的“众声喧哗才是广东文化魅力”一说，此句还被用作新闻标题。
这两个起点碰撞出的历史景象就是“众声喧哗”：知识流动，思想碰撞，敢说敢议。那个年头，可是说什么都犯忌，“恭喜发财”不准讲，“南风窗”不准讲，“香港电视”不准看，“黄金时代”牵扯到钱，也犯忌。
陈俊年写《太爷鸡与探索者》，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写个体经济的报告文学。凡是“第一个”发现，都要承受高风险的写作代价，承受难以想象的思维流变和心理压力。看清历史的进程，透过历史的迷雾和阳光，才能窥探它的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
太爷鸡的老板高德良，原来是个锅炉工，因为不甘自己的青春生命消耗，在广州文明路，凭着祖传手艺和秘方，办起了“周生记太爷鸡”的熟食店，生意十分火热，月平均收入达到八千元。时任国家计委经济所所长、知名经济学家何建章曾亲自上门拜访，听取高德良对发展个体经济的看法和建议，高德良大胆提出三个计划，向中央建议。一个鲜明的探索者形象脱颖展现。
历史中处处涌现智慧能量，汇集真知灼见，成全了高德良学习经营行销苏杭港澳80年，随后沉寂隐匿30年，才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崛起的“太爷鸡”。”
俊年作品发表后，也有一些对个体经济兴起心怀质疑的人，借机说三道四，说该作者得了老板好处，散布不实之词。这“公鸡早叫”，第一次书写，第一次创作，预测式研究，都是有风险，有代价的。这就是无数人终身记忆、石破天惊的开放改革。并非某些人想象在惬意舒适的沙发上喝下午茶饮咖啡那样。作者顶住了这场风险。
《广深走笔》以10篇系列散文，叙写1978—1987年改革开放初始状态的农民、商人，长期承包和短期租赁的个体运输户，冲刺户籍限制而南下的打工一族，甚至还有从香港来的“插队落户者”。正如《红楼梦》的刘姥姥进前所未见耀人眼目的大观园，到了广东，猗欤盛哉，他们说的话犹如刀锋般尖酸刻薄，三言两语，直戳人心：
一位17岁的广西打工妹，新婚逃到东莞，在玩具厂做洋娃娃，月薪加奖金，217元。
一位陕西姑娘，家在黄河北岸，一年庄稼活不够半年做，劳力无出路，约了两个姑娘，来到深圳宝安打工，进了电子厂，除了伙食费和零花钱，每月寄85元回家。
一位16岁的湘女，来广东打工挣钱，一为祖母治病，二为哥哥读书。
打工妹的生活，简朴而清贫，16平方米的房间，4张叠架床，睡七八个人，在公共食堂吃,7角钱一顿的饭菜。
一位皮革厂的女子说：我是来偷师的，皮革加工的十个程序，我都熟悉了。我们老家有的是牛皮羊皮，再干一年，我就回去办个皮革厂，我要自己当老板。
俊年在东莞厚街、虎门，深圳松岗、南头，都看到打工妹的野炊，三块砖头，垒一个灶，烧纸皮，烧布碎，烧胶纸袋，俯首弓腰，轮流吹火，满脸污灰，相视而笑。
1985年2月，蔡水运以5万人民币买下85只海水养殖网笼，5月投放1万多尾台湾盲花鱼，12月间每条重达1斤多，捕捞应市，每斤售价为40港元，除去饲料、人工、成本及交税，净赚7万港元。
1980年9月20日，陈俊年第一次去深圳。那时的深圳无宾馆，无的士、无夜市、无霓虹，也没有中巴，虽然紧挨香港，却一如内地“老少边穷”。晚上八时，他听到一个可怕消息，“是夜，偷渡越境的人数据说已突破五位数”。那一晚，他们也去守夜反偷渡。后来，他们去沙头角，易征买了一把伞，林振名买了一件薄毛衣，“我只有5元钱港币，买不了别的，只好买了包日本味精”。
以上见《乡镇里的打工妹》《海之骄子》《深圳第一夜》《第一次去沙头角》。
那街头的叫卖，货车上的广告，姑娘们的幽怨，更是琳琅满目，精彩纷呈：
“可作报销”的发票出售；
“有货到安徽”；
“七折大酬宾，不贪赚钱贪名声”；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司机满天走，说奔波又奔波，说风流也真风流”；
“十月的橘子，新鲜清甜不腻，酸也有限”。
这些生机勃勃的生活观察，来自作者对当日生活变化的敏锐捕捉，对市井百态的生动描绘，对个人命运的真诚关注。透视出观念的先导性，视野的国际化和管理的新伦理，为“岭南新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形象文本。
俊年笔下的太爷鸡及福利分房、乔迁之喜，以至装修行业、家具公司、搬家公司（《乔迁时代》，1987年），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他推动这些物品或沉没之后重出江湖，或于生活中发现和叙写新生事物。
这早已溢出文学，成为“基层社会史”“下层社会生活”“民间草根社会”“地方史”“社会史”中某种中介、某种组织、某种模式的史料和档案。“以物证史”，俊年对改革开放初始形态书写，时间跨度从1979年5月算起约40多年，牵扯社会各个行业和人物。是否第一个，尚难定论，但属最早，那是无疑的。
“以文证史”，学文一体
俊年的《南边的岸》，发表于2003年3月20日《羊城晚报·花地》。同年4月8日，我写了《〈南方的岸〉颇值玩砸》的文章，刊于《羊城晚报》。我用了“思想链情感链，链链相连，营造一种境界”“敏点凝聚，集成信息，凸显一种张力”“隐起漏空，文采粲然，妙得一种攻略”三个小标题。20年前往事，不赘。
借看南边的岸，叙写对珠江，对大湾区的赞许，这是珠江这枚铜币的两面，也是大湾区这枚铜币的两面。
作者说，珠水先暖连海潮，这个海，海之门，海之岸，既“没有统一的发源地，也没有共同的出海口”。广东人把江称为海，过江就是过海。在作者视角中，这海有“垂手可掬”“务实睿智”的一面，也有“从不大肆张扬，亦不大抛浪头”的一面。珠江，既有铁血，又有铁血后的柔软；既豪唱大江东，又小桥流水欢。它的中轴是弯曲的，它的骑楼是可闲庭信步的，它的精髓是不规则的，它的品位是甜咸相间的，宛如莲蓉月。
珠江两岸，“岸也变成新诗行”“堤岸上长出笋盘楼花”。但这岸“少了飘动的风帆”“少了艇仔粥”“少了《雨打芭蕉》《平湖秋月》的音乐”，“少了百看不厌的，具有整体美感的标志”。这种对青涩时代的追忆，“风帆”“艇仔粥”“平湖秋月”都具有经典性的广东符号，需要承接，需要延伸。
201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七卷本的《大英图书馆独家授权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书中有一幅《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长卷，绘有广州大小码头、各类官私及宗教中西建筑200多处，各种神庙或引擎的船舶400—500艘，岸上或船上的人达600—700人，真实再现了250年前长达十余公里的城市长廊，为欧洲商人所惊叹，宛如伦敦泰晤士河一般繁华的广州贸易口岸盛景。艺术实证了梁启超所述广州是中国“中西交通第一孔道”的论断，也佐证了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所提的“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上比广州更优越”的著名论断。创作《牡丹亭》的汤显祖则有“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的咏叹。
这幅画的西头，是白鹅潭、十三行旧址，东头是曾发生崖山之役、鸦片战争的珠江出海口，承载着太多的历史、文化与民族重负。广东音乐不仅是中国轻音乐的开端之祖；艇中的疍家女、自梳女，更是催生了无数传奇传说；原始艇仔粥，需加进二十三种佐料，比扬州炒饭还要复杂。
俊年的文字错位掺杂融合，沉浸而有变化，弹赞兼而诅咒。他心中向往的，既非现实的岸，也非青涩年代的岸，而是“第三条岸”——有“芦盘樱花”高高矗立，有《平湖秋月》清韵，有艇仔粥醇香。千年商都的底蕴，叠加改革开放的浪潮，齐舞和奏。
前些年，读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力作《河的第三条岸》，那父亲不在此岸，也不在彼岸，只愿意在河中漂流，吃着儿子偷偷送来的食物，却不敢回家，象征人类在“现实”（此岸）与“理想”（彼岸）之间，寻找“第三条岸”的状态——漂流、妥协、追求、挣扎，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彼岸，穿越这段迷茫。因为小说有宽阔的阐释空间，曾在广东高考中引发热议。两个“第三条岸”，启人心智的地方很多，故曰“颇值玩味”。
1978年的气象、观念、人性、习俗，此集子通过莲花山夜话、珠三角春雨、排长龙打电话、大哥大、迎春花市、黄花岗夜市、偷渡越境，以及“清远不远”“南极不难”，乃至罗沙、岑桑、黎子流、任仲夷，在裹挟着生存状态、人生精彩、情感经历的故事中，反刍回味今生今世的挫败和荣光，深情感悟历史行进中的困扰和欢愉。俊年的作品，给人一种毛茸茸的感觉，一种浓重的人间烟火气，一种哲理的思考。
俊年在文学创作上，对语言的思考、运用和突破是一个重要命题。
1921年，维特根斯坦发表了他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作品《逻辑哲学论》。书中最著名的命题之一是：“语言为思想划界”。在中国当代，堪称哲学家的陈嘉映在《语言作为世界的界限》中对此作了解读：
维特根斯坦企图在可以思想的或可说的事情与不可思想或不可说的事物之间划出界线，从而为世界规定界限。他认为，思想是用语言进行的，语言表达事实的方式是建立关于事实的逻辑构象。他说，“我们为自己创造事实的构象”，“关于事实的逻辑构象就是思想”，而“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于是，“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们世界的界限。”当我们创造了世界的构象，便是建立了语言和世界的同构关系，语言和事实便是一一对应的。
陈嘉映的《语言作为世界的界限》，实际篇名为《日常语言与哲学》，收录于商务印书馆2023年出版的《陈嘉映著译作品集》第九卷《语言深处》。
维特根斯坦深刻阐述了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事实的逻辑构象”，“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们的世界的界限”，这是我们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粤语及现代流行语的一把钥匙。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不仅实现了经济“北伐”、文化“北伐”，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深沉文化现象，即粤语对现代汉语的影响、补充、丰富。改革开放不仅丰富了物质，优化了精神、张扬了人性，而且语境场景和语调表述，因粤语的进入，而多了辛辣、幽默、生猛和平常心。
且看当今广为流传、许多已进入《现代汉语词典》的粤语词汇：
埋单，花心、入围、生猛、煲电话粥、炒鱿鱼、爆满、按揭、廉租、房车、面膜、咪表、猎头、布艺、搞笑、警匪片、法典、穿帮、非礼、高企、卖点、另类、置业、楼盘、物业。
20世纪80年代“以语言为思想划界”的理论旋风中，俊年做了三件事。
第一，搬家公司。80年代，中国面临一个复杂社会问题，即在福利分房到商品购房的历史进程中，乔迁之喜同时，也伴随乔迁之忧，在“住房难”困境之外，又添“搬屋难”——门小梯窄，无电梯设施。据报载，上海曾出现动用消防力量，架云梯，从楼上搬下家具。广州每月约500户家庭需要搬家。据此，俊年在《羊城晚报·花地》《写了5篇系列散文《乔迁时代》，呼吁借鉴香港做法，成立搬家公司。搬家公司应时而出，推动广州第一家搬家公司诞生。这是1987年3月的事。查阅百度可知，大量搬家公司，有名有姓的，都是在这个时段诞生的。
有了福利分房，才有了搬家的需求；有了搬家需求，才有了搬家公司这类社会公共行业的兴起。这应验了维特根斯坦“事实的逻辑构象”的理论。搬家需要公共服务，需要公共规则，不再是一家一户，窄小门庭的私事。随之也就有了思想和规则。
1987年，俊年的散文在《羊城晚报·花地》发表，也就成了“语言为思想划界”的一个鲜明注脚。
第二，打工妹。《羊城晚报》为庆祝改革开放40年，刊发《广东流行文化40年之二十三：广东女子图鉴〈流变史〉》一文指出：1987年，陈俊年在《羊城晚报》连载报告文学《广深走笔》，首用“打工妹”这个职业化称谓。自那以后，“打工妹”频繁被社会提及：1990年，由张良执导的《特区打工妹》，是中国第一部以外来打工妹为主角的电影。1992年冬春之交，由成浩执导的十集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起全国轰动。
俊年在《广深走笔》之三《乡镇里的“打工妹”》以及后续系列散文中，写了“打工妹”群像，前文已经提及。以上引文，见《羊城晚报》2018年12月18日记者龚卫锋文。
经查阅，“打工妹”和“打的”收录于《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6月1日商务印书馆第六版）；“洗手间”“跳槽”，前者收录于《现代汉语词典》2016年中华商务第七版，后者收录于2022年中华商务第七版。
粤语强势进入《现代汉语词典》，并成为全国广泛使用的流行语，实证了维特根斯坦“语言为世界划界”论说。
1978年改革开放，如一场惊天雷暴，唤醒冰封，敞尽“腐风”，新经济鸢飞鱼跃，新人文精神横空出世，新经济文化形态乘势而起，连粤语也风行于全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第三，《南方的流行语汇》。这是《广深走笔》的结尾篇，写于1987年10月28日。在这篇文章中，俊年对南方的流行词的气候、地理、历史成因阐述了看法，对众多词语如“先生”（或曰“阿生”）、“阿叔”（“叔记”）、“大佬”“老细”“小姐”“跳槽”“炒更”“搏命”“打的”等，作了许多有趣的解读，并指出这些词语所标志的“新观念”，不仅诞生了，而且“被广泛接受了”，这“恰恰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所在”的重要论断。
“以文证史”学文一体，是第二个特点。
“以人为史”，思想剧场
《南天心水》中，收录《一棵大树，一片森林——致黄树森•序》一文。
这篇文章16000字，光是注解就有41处。文中点了几十个人，引了许多新观念，通过写一个人，还展示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宏大思想剧场。
这篇文章原载于《粤港澳文学评论》杂志，2024年9月，被中国网、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光明网、南方网、金羊派等全国15家主要官媒全文转载，蔚为大观。
为这篇文章，俊年八次致电被访者，核对事实和出处，一次上门面谈，展现了一位老编辑家辛勤劳作、精雕细琢的风采和精神。
《南天心水》乃证史之章。以物证史，史识悲情；以文证史，学文一体；以人证史，思想剧场。三证相连，讲求贯通、跨越边界、证实历史，皆在扩充知识范围、开阔写作视野、追寻学文一体、聆听众声喧哗，这通家之学，俊年长久浸润其中，深得要领。
对俊年的著作，我1999年为《有龙则灵》作序，2003年为《南边的岸》点评，2025年细读《南天心水》时，我已步入鲐背之喜。三个时段的阅读都声爽气扬，妙哉。
吾年臻耄耋，难求进益，不揣驽钝，作以上序语。
撰文/黄树森（第三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山大学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