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古籍文献出版是岭南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其发展深受传统文化观念和岭南地域文化意识影响。本文梳理岭南古籍文献出版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历史经验与不足，并对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包括主张立足岭南古籍文献资源优势，尊重已成出版格局，在古籍深度整理出版、影印出版、普及利用和古籍整理促进上，创新思路和工作方式等，提升岭南古籍文献出版的权威性、系统性及整体效率与规模，增强岭南文化的传播力。
岭南古籍文献丰富且颇具特色，其出版历史源远流长，本文欲在梳理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讨其未来的发展。
岭南古籍文献出版的回顾
1. 宋至清初，是岭南地方文献刻印发轫期。广东雕板刻书，滥觞于唐，南宋已臻精善，元代低落，明代至清再度繁荣。伴随着刻书业、书坊的发展，岭南本土文献出版至少可追溯到宋元明时期的官刻方志、宋代私刻的《曲江集》《罗浮山记》等。明代刻印的具代表性的地方文献，有嘉靖年间黄佐的《泰泉集》、陈贽的《岭南珠玉》及万历年间张邦翼的《岭南文献》、杨瞿崃的《岭南文献轨范补遗》等。清代前期，主要有屈大均辑《广东文选》、陈兰芝辑《岭南风雅》、梁善长辑《广东诗粹》、温汝能辑《粤东文海》《粤东诗海》、罗学鹏辑《广东文献》等。
2. 清中后期，岭南乡邦文献的传统刻印进入兴盛期。清嘉庆末期阮元督粤，道光初年创办学海堂。作为乾嘉学派晚期的代表人物，阮元崇尚实学，重视古典文献的训诂、重刊，广东学风丕变，刻书之风大兴，所刻书中就包括大量广东地方文献，如邓淳编著的《岭南丛述》、吴兰修编纂的《岭南丛书》等。十三行行商伍崇曜，致力于搜书、藏书、刻书，辑刊有谭莹编辑整理的《岭南遗书》《粤雅堂丛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等。同期的另一位行商潘仕成辑刻《海山仙馆丛书》。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院和广雅书局，先后刊印书籍300多种，刻书之多居全国前茅，掀起清代岭南地方文献出版的又一次高潮。
3. 民国期间，岭南文献出版进入向现代出版转型期。随着印刷技术从传统雕版印刷向活字铅印转变和新式书局的不断涌现，民国期间岭南文献出版逐步向现代出版转型。民国前期，除有大量民营书局，官办出版机构主要是脱胎于广雅书局的广雅版片印行所（广东省立编印局）。它重新刊印《广雅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粤十三家集》《广东通志》等。这一时期推出的地方文献还有吴道镕编辑的《广东文征》、民国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编辑的《广东丛书》、郑国勋辑刻的《龙溪精舍丛书》，以及岭南大学出版的陈序经、伍锐麟等著的《沙南疍民调查报告》《三水疍民调查》、岑家梧著的《广州回教社会调查》等地方文献资料。
4.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岭南古籍文献出版在曲折中前行。1958年，国务院成立首届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并制定了首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62—1972）。但由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想的干扰，地方古籍文献出版陷于停滞状态。当时一个省只有一家人民出版社，出版物品种少，规模小，数量不多，且以政治宣传小册子为主，几乎没有古籍读物的出版。但广东人民出版社还是出版了粤剧、潮剧、潮州歌册、客家山歌等地方戏曲读物，尤其是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成系列地推出《粤曲集》。1961年罕见出版了刘逸生的《唐诗小札》。
5.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为岭南古籍出版复苏期。改革开放后，随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端正了思想路线，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和新儒家文化思潮的涌入，传统古籍出版进入出版人的视野。1980年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人民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像《三侠五义》《封神演义》这样的“禁书”。1981年9月17日，中办印发3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广东参与全国古籍出版的第一次浪潮，对岭南代表性古籍进行点校整理，系列化出版。代表性的有两套丛书：一是广东省高等学校《岭南丛书》编辑委员会负责组织编辑、出版的《岭南丛书》，共出版约30种；二是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编纂的《广东地方文献丛书》，从1980年1月出版第一种到1997年出版最后一种，共出版了27种。以文学作品的选录、标点、注释为主，也出版了反映岭南历史地理风貌的笔记，以及地方志书中影响较大的《广东通志·金石略》《广东通志·前事略》等。
6. 21世纪初至今，岭南地方文献整理出版进入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大型地方文化综合性丛书《岭南文库》，到21世纪初期进入收获期，推出了一批经精心点校的岭南古籍文献。由于政府、学界、馆藏单位对广东地方文献保护、研究、利用的重视，自21世纪初起，岭南地方文献出版进入繁荣期，推出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岭南特色文献。如2004年出版的《清初岭南佛门文献丛刊》，2006年的《岭南名寺志系列》，自2007年至2017年的8编《清代稿抄本》，自2009年至2019年的《岭南中医药文库》，2011年的《广东历代方志集成》，2014年的《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自2005年开始编纂至2015年完成的《广州大典》，2016年的《海外广东珍本文献丛刊》《容庚藏帖》，2017年的《客家珍稀谱牒文献丛刊》，2019年的《全粤诗》（先秦至明代部分）、《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藏同顺泰号文书》《客家珍稀文书丛刊》，2020年的《广东省文史馆藏岭南珍稀古籍丛刊》《东莞明伦堂档案》，2021年的《杜凤治日记》，2022年的《孙文全集》，以及历年推出的广东地方文献系列《东莞历史文献丛书》《中山文献》《茂名历史文献丛书》《韶关历史文献丛书》等成果显著。
岭南古籍文献出版的发展特点和不足之处
纵观岭南古籍文献出版的历史轨迹，具有如下特点：
1.古籍文献出版受到文化观念——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态度——的深刻影响。
一百多年来，一直存在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并上升为意识形态，什么时候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岭南古籍文献出版就兴盛，什么时候轻视传统文化，岭南古籍文献出版就低落。
2.地域文献或者说乡邦文献的出版，与社会对地域文化的认同程度和研究深度密切相关。
清代中、后期广东大规模乡邦文献的刻版，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本土古籍和地方特色文献的推出，都说明了这一点。岭南古籍文献出版需要形成政府、专家和社会组织的共识和合力。
3.以重大项目为抓手，重视特色文献、民间文献、海外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是当代岭南古籍文献出版的显著特点。
如《清初岭南佛门文献丛刊》《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东莞明伦堂档案》《客家珍稀谱牒文献丛刊》《客家珍稀文书丛刊》《海外广东珍本文献丛刊》《民国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等，由于其有坚实的专业研究基础，且资料独特，独具地域性，因而具有特殊的资料价值。
当代岭南古籍文献出版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基本典籍的整理系统性不强，存在多头出版，且规模较小。
早先整理出版的《岭南丛书》《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只有30种的规模。《岭南文库》早期定位是学术著作，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只是其一个小分支，也只有30多种。此外都是一些零星出版，没有像《浙江文丛》《巴蜀全书》那样系统、大规模点校整理地方基本典籍。
2.馆藏古籍文献的影印出版比较分散，缺少统一规划。
岭南地方文献影印出版呈地域化和专题化分头开展的“九龙治水”格局。一方面，部分地级以上市政府组织编纂本市地方文献丛书，业已出版的有《广州大典》《东莞历史文献丛书》《中山文献》《茂名历史文献丛书》《韶关历史文献丛书》等；另一方面是一些文化研究和管理机构专题整理地方文献，其中以《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规模最大，含430多种历史方志、271册。但岭南地方文献出版没有形成像《湖湘文库》《荆楚文库》《江苏文库》《江右文库》等大型地方文库那样全省性规划整理出版的活跃局面。
3.岭南大量地方特色文献，因为专业整理力量和资金不足，不能出版。
广东因为地域传统和区位特点，形成大量地方特色文献，如粤海关档案、华侨文献、中外交流文献、区域文献、海丝文献民间曲艺文献等，由于规模较大、专业性较强，整理和出版需要较大资金，出版社无以措手，望之兴叹。
岭南古籍文献出版的展望
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岭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古籍文献出版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岭南文化和海洋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岭南古籍文献出版连绵起伏的历史，给了我们不少经验和启示，其今后的发展应立足岭南资源，尊重已成格局，发挥优势，补齐短板。
1.处理好全国性与地域性关系，增强岭南古籍文献深度整理出版的权威性、系统性，扩大其整体规模。
建立在精心标点、校勘基础上的古籍文献深度整理出版，是古籍文献出版的核心内容，也是显示古籍出版水平的重要表征。岭南古籍文献深度整理出版要在权威性、系统性和规模性上下功夫。其一，处理好全国性与地域性的关系，出版内容既要立足岭南区域性古籍，又要兼顾全国性古籍，并注重在岭南区域性古籍中发掘具有全国性意义的项目。其二，做好古籍文献深度整理出版规划，坚持产品系列化开发，避免随意化、零星化开发。其三，明确整理出版对象，找好着力点。岭南传世古籍中的善本、珍本、孤本，具全国影响力的古代名人著作，与广东密切相关的全国性古籍等，应是岭南古籍深度整理出版的重点对象。其四，要在效率和规模上下功夫。这有赖于广东出版机构应对、解决好古籍整理和出版人员缺乏的历史问题。
2.发挥传统优势，尊重历史格局，加大政府规划和支持力度，提升岭南古籍文献影印出版品质、效率和规模。
岭南传世古籍文献丰富，广东属地珍藏古籍不少于200万册，此外尚有大量近代和海外特色文献。浩如烟海的文献不可能都深度整理，因此，影印出版是岭南古籍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内容。影印出版也是建立在整理的基础上，亦能呈现出版者的水准。岭南文献影印出版应在效率和规模上发力。其一，尊重广东馆藏传世古籍影印出版的已成历史格局，继续以地级以上市为主体，逐渐实现出版广东地方文献全省覆盖。其二，发挥传统优势，以单体项目为抓手，各个击破，加速推进广东特色文献的影印出版。其三，扩大范围，多关注过去涉足不多的领域，如考古文献、田野文献，以及与广东历史文化密切关联的外文文献等。其四，加大政府规划和支持力度。规模较大的地方文献出版，需要政府主导和财力支持，如华侨历史文献档案、海关档案、红色文献等，欠发达地市的历史文献影印出版，也有待省级财政的倾斜支持。
3.处理好古籍保护传承与普及利用的关系，创新岭南古籍文献出版形态，展示岭南文化当代价值和现实魅力。
过去古籍文献出版主要服务于专业人员，古籍整理方式多面向专业读者，传播对象较为狭窄、单一。青年是每个时代最大的阅读群体，扩展古籍文化的传播范围，必须尊重、满足青年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创新古籍资源的普及推广方式，让古籍从古董架上走下来，融入时代和生活。做好岭南古籍图书普及和开发利用，需要在古籍文献出版内容、形式、载体、形态上积极创新。其一，对一些岭南古籍名著名篇除点校，还可进行翻译、导读。其二，加强岭南传统蒙学、家训类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其三，加强笔记类、小说类文献的系统整理出版。其四，善于从古籍文献中提炼故事。其五，积极探索岭南古籍文献数字化出版新形态，重视岭南古籍文献数据库、网络读物、有声读物、多媒体读物等的出版。
4.发挥好出版的牵引、组织作用，加强出版机构与古籍整理、研究、保护、传播机构的合作，促进岭南古籍文献整理效率和规模的整体提升。
岭南古籍文献出版，前期整理是其发展瓶颈。为加快古籍文献整理的速度，古籍出版人要继承岭南传统书院、书坊、书局整合古籍收藏、教育、研究资源的传统，从出版的角度促进古籍整理、研究、保护、传播机构的合作，提升全省古籍整理整体效率、规模。其一，促进古籍文献保护部门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相结合，创造条件，促使岭南古籍文献收藏、保护部门在以裱补修复为主要手段的 “原生性”保护的基础上，增大古籍文献的再生性保护比重。其二，促进高校、研究机构古籍研究、史学研究、哲学研究等学术研究与古籍文献整理相结合，壮大古籍整理队伍。要多为研究人员解决古籍整理、出版及科研业务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使其能多出、快出古籍整理成果。其三，促进古籍文献普及、活化与古籍出版的结合，积极关注、参与文化管理机构、文化传播机构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宣传、普及活动，挖掘古籍出版资源，开展各种形式的古籍整理出版的合作。
作者：钟永宁
来源：岭南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