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独自去看了《我本是高山》。常去的影城把仅有的两场《我本是高山》安排在VIP厅，票价比普通影厅贵一倍，我一个人包场。本来“万众期待”的一部电影，却偏偏在正式上映之前遭遇围攻和论战。其结果就是减少排片和恶意抵制，使得这部难得的人物题材主旋律电影淹没在同期众多其他题材的影片中。
网上对影片的最大指责有两点：
一，认为影片矮化了张桂梅老师的信仰，把她的坚持和奉献解释为对“亡夫的追忆”，而党的元素在片中太少。
二，认为影片在贬低和丑化女性，塑造的好老师角色都是男性，把真实生活中酗酒的父亲改编成酗酒的母亲等等。
是这样吗？未必。
全剧贯穿《红梅赞》，并非矮化
对第一点指责，我觉得影片并没有矮化张桂梅的精神信仰，而是避免以脸谱化、样板化的方式来塑造正面人物，只是稍微有点“用力过猛”。
影片至少有四次让张桂梅“闪回”到丈夫在世时的场景，也正是这些场景遭人诟病。前三次“闪回”，分别是学校初建、老师集体辞职、学生不学习而面临分流。这些困难对张桂梅来说，每一个都如猛兽，每一个都很棘手。
这三次“闪回”中，张桂梅都是一个小妻子的形象，吃着黄桃罐头，靠着丈夫，寻得安慰。最后一次，她昏倒后躺在病床上，梦境中差点跟着丈夫去了，是学生们《红梅赞》的歌声把她拉了回来。
如果读过一些采访文章，我们可以知道，张桂梅老师和她丈夫的感情很好，她真的是像个小女孩一样被丈夫宠着的。丈夫去世后，工作上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和压力，想到丈夫，想到曾经陪在身边安慰和鼓励自己的人，是很正常的。导演利用这些“闪回”，希望把人物塑造得柔软和立体一些，但是次数多了，让观众觉得这是在“矮化”张桂梅的信仰。
怎么去表达张桂梅信仰坚定的过程，正是影片的难点所在。她显然不是靠追忆丈夫来坚定信仰的，而是在实际的工作中，从不断地遭遇困难、承受误解，到不断地战胜困难、赢得理解，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坚定自己的。
影片里对她最大的质疑并不是来自传统中重男轻女的势力，而是来自她的学生付春盈。付春盈回来任教，意外怀孕后向张桂梅请假，张桂梅很生气，说“你带的好头”“半天不够我给你半年”，付春盈也很生气，说“你那时也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你自己！”意指张桂梅丈夫过世后，她努力地教学和关爱学生，是因为迷茫无措，是为了逃避悲伤。
面对这样的“诛心”之论，张桂梅和付春盈这对以母女互称的两代女教师是如何和解的呢？影片没有正面描述，只是放出了付春盈挺着大肚子坚持上课的画面，以及后来把孩子带到学校，张桂梅帮她抱着孩子说“婆婆抱不动了”。
一个人如何坚定自己的信仰？只能是说服自己！只能是用行动！有些情绪很难解释，影片中的张桂梅也不作解释，她只是用行动在证明，她要为山区的女孩子们谋一条出路，她信仰这件事，她信仰这件事背后的某种道理。
实际上，正是在一桩桩具体的事件中，张桂梅也一步步走出内心的高山，实现了真正的信仰坚定。高考考场外，她对付春盈说，“成就了那些小孩子，牺牲了你们这些大孩子。” 她还把这种信仰，传递给了下一代教师。
信仰不必每天挂在嘴上，在艺术作品里，更不必时时以物化的形式出现。即便如此，影片还是很明确地体现了党的意象。
贯穿全片的歌曲《红梅赞》原是歌剧《江姐》的主题曲，红梅这个意象，代表着凌寒高洁、傲雪怒放，象征江姐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张桂梅喜欢这首歌，时时在播放，正是其共产主义信仰的外化。
张桂梅在纪录片里曾说过，她带领教师在党旗下重新宣誓，才把队伍团结了起来。这个重新宣誓的画面，在影片中也有明确的体现。不过，它夹杂在很多“克服困难”的快速画面中，不突出、不隆重、不细致。
所以，影片其实并没有“矮化”张桂梅，但是导演把一些和信仰联系紧密的事件和画面处理得太过低调，不符合观众的期待。
反面形象充分且必要，不是贬低
第二点指责，认为影片在贬低和丑化女性，塑造的好老师角色都是男性，把真实生活中酗酒的父亲改编成酗酒的母亲等等。
影片中的正面的女老师很多，付春盈是一个，想递辞职信最后还是留下的老师，也是一个。影片里固然设立了徐影影这样把张桂梅称作“老巫婆”的角色，但也并非丑化那些不能在山区坚持下来的老师。
笔者就曾有过半年的山区支教经验，影片里描述的山区现实，可以说是很准确的：学生的基础很差，学校的生活条件很艰苦，老师的教学压力和负担都很大。徐影影被设置成为娇生惯养的城市娇娇女，但她晚上也会任劳任怨起来陪学生去远处上厕所，她也是在张桂梅宣布取消周末休息的时候才一怒辞职的。
设置这样的反面形象必要吗？完全必要。不这样设立冲突，难以体现张桂梅的难。张桂梅要把失学的女孩子拉回课堂，但她只有三年时间！三年里，教育局在盯着她，家长在盯着她，如果三年后这些基础很差的孩子考不上大学，那她就不再有机会了，孩子们就真的只能去嫁人了。所以她的急很正常，而其他教师的辛苦和反抗也很正常，戏剧冲突就在这里形成，而张桂梅的信仰，就在这些困难的时刻一点点坚定下来。
她的教育是在“救人” ，不是丑化
张桂梅和梁局长难得的一场和平戏里，张说，我们都是搞教育，但我和你不同，我是“救人”。
影片中把唐小萍的母亲设计为酗酒者，是遭到诟病最多的一点，因为生活原型中是学生的父亲酗酒，而非母亲。
但是，张桂梅一直强调，让女孩受教育，可以影响三代人——她的母亲、她自己、她的下一代。这个角色和情节的设置，直接就落在“拯救上一代”这个点上。
唐小萍第一个主动要求剪短头发，是学习最主动的孩子之一。模拟考中她的分数超过了玖朵云，但玖朵云对父亲撒谎说自己门门都是第一，所以两人吵了起来。唐小萍骂玖朵云是聋子，玖朵云骂唐小萍“一家都是酒鬼”。
一个是撒谎，一个是嫉妒。张桂梅“逼迫”她们互说对不起牵手和好之后，还是去了唐小萍家里。杂乱破败的家中，醉醺醺的母亲还在继续喝，张桂梅呵斥她，拎起她，喝道：“你给我站起来！站好！”
父亲抛妻弃女，母亲一蹶不振而酗酒，张桂梅把她带到学校，让她在食堂干活。这就是在“救人”，救了学生，救了母亲，把尊严还给她们，让她们一起站立起来。
这一改编确实会伤害人物原型的情感，但放在电影作品里，是符合主题设置、符合逻辑的，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要“救”得这么急？我们可以看看影片中另外两位成年女性角色——山月山英那听不懂普通话的奶奶，以及坟地上劝说山月爸爸赶紧把她嫁了的那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个麻木到极致，一个则是恶毒，她们还能“救”吗？如果不“救”现在的女孩们，若干年以后，她们不就又成为这样不能“救”的人了吗？都不用等若干年，来不及“救”下的山月，就已经赤着脚，永远不会醒来了。
她用大爱“救人”，每个人还必须自救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瞰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便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鄙视卑微的懦夫。”
救人，张桂梅只能做第一步——考出去。身处困境的女孩们，即便考了出去，还需要自救，还需要成长，还需要像张桂梅一样，不断地自我确信、自我激励。
片子里有两段“喊口号”的场景形成了对比，一是山英出走到城里餐饮店打工，员工在店门口喊“百万千万”，另一段“喊口号”则是影片的主题“我本是高山”。张桂梅之所以把这首小诗变成校歌一样的东西让孩子们时时念诵，就是要让她们不断地确认，把这些字句刻在脑子里，刻在心上，由外在而内化，带着“我本是高山”的信念去踏上漫长人生更艰难的路。
片尾放字幕时，左侧的纪录片小窗里，很多母亲对张桂梅万分感谢甚至要下跪，这些都是真实的。张桂梅的伟大正在于此，她看到山区女性的困境，她克服重重障碍，把自己羸弱的身躯立起来，散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燃起一盏希望的灯，在重重大山中照亮一条出路。
她是懂教育的，她赢得了孩子
当城市里的孩子在“双减”，张桂梅的孩子们却起早贪黑地学习，她的教育会不会走向只追求升学率而扭曲人性的极端呢？会不会一头压榨老师、一头压垮学生呢？
或许会。可是，在当下教育不公平的大前提下，她只能这样做。影片中的她，是一个懂教育的人。团结了教师，征服了学生。
不许老师骂学生笨，说老师讲八遍都讲不明白“是你不会教”。这是很先进的教育思想。她请来昆明的名师，让老师做学生的试卷体会解题思路，这都是很好的办法。
唐小萍和玖朵云吵架以后，她的处理也很公道，让双方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特别是教育玖朵云不能为了虚荣而向父亲撒谎，这比她拿出大家为她募捐的治病钱给玖朵云买助听器，是更为深刻的爱。
当她发现学生们报志愿很保守的时候，想出了“到山顶去”的办法，让孩子们攀到山顶，老师们告诉他们，这个方向是昆明，有云南大学，那个方向有厦门大学，那个方向有清华北大……这“站得高看得远”拓宽视野的神操作，是影片里最感动我的一幕。
她只会播放《红梅赞》，而学生想听周杰伦的歌，这个代沟能跨过吗？有一天，她突然引用了周杰伦的歌词，而学生们也在病房外齐唱《红梅赞》，歌曲的“交换”，拉近了她和孩子们的心。
还有孩子们毕业后叠的各种纸鹤、心形的信，装了一大盒子，多么真实啊，她是懂教育的，她赢得了孩子们的心。
以上种种，都是影片对真实的艺术化处理，有时让人哭，有时让人笑，有时让人又哭又笑。海清和那些素人小演员的表演，也是丝丝入扣步步到位的，影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其实很到位，场景和服道化都不会让人出戏。
影片情节上或许也有夸张和渲染，只因张桂梅本人的故事太长太深，短短两小时的电影，再有多大的雄心，能做到这样，我果断给好评！
张桂梅翻越自己内心的高山，以坚定的信仰为山区女孩点亮明灯，这盏灯，又为女孩们照亮前路，让她们有机会以个人的可能选择来对抗生活中的重重大山。而只有当每个女孩也像张桂梅一样翻越了自己心中的大山，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自主的权利。
作为电影观众的我们，当一部鲜见的人物主题电影放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放下惯性思维、抵抗舆论的“压力”，绕到“偏见大山”的背后看一看，何妨对影片多一些关注、耐心和理解呢？
作者：风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