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非遗后”时代的到来，在文化多样性与区域地理文化的语境中描绘着多姿多彩的地域舞蹈景观，使得中国舞蹈既有“中心化”的国家面相，又有“区域-中心”的地域面相。因此，在“区域-中心”的格局现状与全局视野中，关注区域性传统舞蹈的发展是对当代中国舞蹈发展史的重要内容，亦是对如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多样性与同一性辩证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的回应。

　　近年来，“岭南舞蹈”令人瞩目：以《骑楼晚风》《沙湾往事》《醒·狮》《浩然铁军》《风雨红棉》等为代表的岭南地区题材的舞剧作品，成为建构“岭南舞蹈”语境中的文化想象的重要内容；由“黎族舞蹈之母”陈翘倡导的，已连续举办十五年、七届的“岭南舞蹈大赛”，是目前唯一以文化区域为名的大型舞蹈赛事品牌。透过这些丰富的艺术实践，我们可以在 “区域-中心”的全局视野中具体而生动地认识当代中国舞蹈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主体意识与价值追求的艺术实践与学理思考。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指出要发挥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建设人文湾区，协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非遗保护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是国家战略，在共建人文湾区的系统工程 中，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重要的中坚力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传承和弘扬大湾区非遗的认同价值和协同精神，从非遗文化整体空间布局角度能更好地理顺大湾区非遗文化脉络，进一步做好保护与传承工作。

　　从20世纪末的不甚明晰，到21世纪初以文化自觉为驱动下的概念探讨，渐已彰显舞蹈界学者们基于文化自觉而引发的主体意识与学术自觉，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哲学追问进行思考与回答。特别是对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而言，由于历史绵亘、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的客观属性，其概念的内涵既丰富又复杂。因此只有明确“国家面相”与“地域面相”之间“区域-中心”之“定位”，才能坚守本土文化之“站位”，维护中华文化凝聚力之“地位”。近十年来，对于区域舞蹈的关注以及关于区域舞蹈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突破了以往主要以少数民族地区为划分的“区域”之界，而指向交叉综合的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域”之界，区域文化、民族风格的差异性与丰富性，正体现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当代性：以多样性、多层性和创造性支撑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

　　首先，“岭南舞蹈”与“大湾区舞蹈”是有差异的。前者主要是以文化区域为限定的区域舞蹈概念，后者则主要是以行政区划为限定的区域舞蹈概念。“岭南舞蹈”的概念是由“黎族舞蹈之母”陈翘女士在2005年首届岭南舞蹈大赛中提出的这一命题。可以说，“岭南舞蹈”概念的生成和发展是舞蹈艺术家们有意识性的艺术创作及自觉性的文化追求。“大湾区舞蹈”是“人文湾区”内涵的非物质性载体，是湾区人文的重要内容，旨在从共时性纬度构建岭南地区舞蹈新生态：依托岭南传统舞蹈文化和大湾区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区位优势，一方面与经济社会相结合，促进时代的新发展，同时更好地融合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容，为文化认同树立新标杆、开辟新境界。

　　其次，“岭南舞蹈”与“大湾区舞蹈”是有联系的。从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非遗项目分布的研究可以看到，传统舞蹈类集中分布在广佛中交界处和莞深港交界处，呈连续性扩散分布，其他在肇庆北部、东部也有零星分布。由此，“岭南舞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语境中，具有经由民俗认同建构的国家认同的特殊叙事意义。

　　再次，“岭南舞蹈”与“大湾区舞蹈”是相辅相成的。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文化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作用不可或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建设，则需要传承、弘扬岭南文化，促进文化深度交流、融合，以全方位创新共建人文湾区。在这一大文化背景下，“岭南舞蹈”与“大湾区舞蹈”是传统与现代、族群与区域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融合。

　　以国家文化战略发展的全局视角，我们不难看到，在“区域-中心”的文化格局中，一方面区域舞蹈的主体性是凝结区域文化核心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区域舞蹈的主体性与区域舞蹈之间的主体间性，是构成中华文化多样性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前提，也是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这一视野中，区域舞蹈在以语言工具的细化与分化的转换中，实现着文化价值历史性、民族性、现实性的三维整合。与此同时，以大湾区传统舞蹈为切入点对区域舞蹈、传统舞蹈的历史书写、文化研究等问题进行的研究与阐释，则可为以区域块状文化结构为根本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多样化发展、学理性建构探索与总结一种经验与模式，同时也可为当前民族民间舞蹈创作更好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明确文化动因与发展逻辑。

　　仝妍，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创新论坛特聘专家、华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