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们没有把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解释清楚。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它的参照系是基本清晰的，我们是按照国际的一般规律来发展市场。但在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中国没有明确的参照系，需要我们不断摸索。在由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对政府和社会关系重新加以认识。

　　市场与社会具有统一性。市场和社会有一个共同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老百姓具有充分的参与性。市场最大的优点是人们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中国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形结构，虽然大家都在往上爬，但其实真正能往上爬并顺利实现地位上升的人不是特别多。市场存在的基础是社会信任，没有社会信任就没有真正的市场。我们现在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社会发育不充分导致市场不能更好地发展。因此，必须建立与市场机制相匹配的社会机制。

　　要把社会发展好，就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思路，来推进社会治理。政府要理清自己应该干什么，一些不该政府管的事情，政府就不应管，而是让社会来管。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要培育一个让居民能够跟政府建立沟通的桥梁。在推进市场改革的时候，如果没有相应配备一个强大的社会组织，市场改革就没有办法实现。行会、协会、商会其实就是这种相应的配备，是市场改革重大的、必需的支撑条件。

　　与全国的情况比较，广东的社会发育有一定的优势，在社会体制改革上也很有优势。在“十三五”时期，广东可以作一些积极的贡献，即继续发挥社会发育相对充分的既有优势，更大地激发社会活力。很多研究证明，中国经济的潜力还没完全发挥出来，如果通过社会体制改革使每一个老百姓都有活力的话，这个改革就成功了。如果老百姓都认为改革与自己没有关系，改革就很难推进。邓小平的每次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效果，最主要一点就是受益面极其广大，比如最初的改革开放，受益者达到了七八亿人。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就在于通过社会改革让老百姓能更多地参与进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让社会有活力。社会有活力实际上恰恰是经济改革得以推进的前提。如果社会没有活力，经济一定不会很好地发展下去。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