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新出台《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以十条规定规范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被网民简称为“微信十条”。
当下，微信太乱了，这是事实，甚至对于健康的网络公共空间的生态，已构成真实伤害，出台管理举措，是及时而合理的，可以起到治乱象护隐私畅言论的作用，客观上，也有助于敦促透明政府的打造与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基于一种游戏或称博弈需要相对平衡的常识，我觉得，这“微信十条”的对面，应该立着一个对于管理者的规范条款，以免运动员与裁判员集于一身，以免处罚大棒打得太过分，而损害了网络交流的新锐工具，损害了公众表达的自由和信息畅通的宏观环境。
在注重原则的上位法规定中，原则概括表述是宏观框架性质的，但理解与执行层面会感觉到某些术语模糊，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就不强，包括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公共秩序、社会道德风尚和信息真实性等“七条底线”的一些表述，其实“线条”也不是很清晰，你说你维稳是为着国家利益，而我说我监督公权更是为了国家利益，这底线认同常常各执一词，在实际操作中便会有分歧，基于官强民弱的话语权不平等现实，官民博弈中，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太大，走向过度管理就比较容易，甚至弄出一种“官为刀沮，民为鱼肉”的情形，更非管理初衷之所愿。
譬如让“三人成虎”传播链之所有人都担责，这有讳常识，打击面太大。有评论称，“朋友圈就该传播正能量”，这话绝对正确，关键是，所谓正能量的理解，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三人成虎”典故里，“集市来了老虎”，这个信息，后来才知是假的，但传播进行时中，有谁能知道真假呢？参与传播者是基于好心而提醒，这种无主观“造谣”故意的行为，在“宁信其有”的情形下，万一真能救了人命，不也是善事吗？不也是“正能量”吗？还有，没有资质、未经许可不能转时政新闻，这也可能将“闻正能量欲奔走相告”的同盟军一并打压了，很让人郁闷。关于这一点，能否将“不能自主发布”限严点，但对“不能转载”则不设限，总不能，我听到CCTV有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我还不能转告朋友啊。
我认为，“微信十条”现在是以“暂行规定”的面目出台，这个“暂行”二字的界定，很睿智，充满理性，这等于是说，此规定应该是一个过度性管理条款，是基于当下谣言甚多，而作出的一种带着“矫枉过正”性质的严厉措施，可及时有效地扭转当下微博、微信、陌陌，一扭书面，刹一刹歪风，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甚至法规的严谨性、长期性和可操作性，我们不能给出一些术语模糊且让管理者有过于宽泛的处置权的规定，让公众腹诽。当初的“转500次”就传出了不小的抵触情绪，也闹出了类似“初中生发造谣帖”这种执行的笑话，而社会舆论的基本面，对于这种抵触是心有戚戚焉，对于那些笑话，则调侃奚落，在以法治国的时代，此类前例当引以为戒。
其次，应该对法规执行者出台操作规范提醒，谨防过度管理，甚至要将处理边界限制得很明晰。大致应遵循“打‘造’限‘传’”、“宁宽勿严”、“罚到止谣停”的原则，要准确研判是不是属于“始作俑者”，是不是属于“明知”而“故意”，而管理操作时，能“警示”便可的，便不“限制发布”，能“限制发布”便可的，便不“暂停更新”，能“暂停更新”便可的，便不“关闭账号”，尤其是，对于主观无故意的“传谣”行为，要抱有最大的宽容，更不能容许借管理即时通信工具而打击报复当事人别的“与官方博弈”的行为。
再则，对“扰乱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这种模糊表述，不要轻易使用，一定要考虑到实际的发生环境，要做全面、公正、客观的量化分析，与老外的“实质恶意”、“清楚和现实的危险”等原则相较，所谓“恶劣社会影响”，其实也有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意味，容易被弄成“口袋罪”，变作打击报复的借口。事实上，传归传，你也得相信“听者”的甄别能力，当下谁要随便说“集市来了老虎”，估计听的人也不会信啊，周正龙都“有图有真相”了，众人也大都不信，这种背景格局，当心中有底才行。
所有的管理制度善意，都该得到准确落实，尤其在我们目送“劳教制度”遁去的当下，为了博弈的合法合情合理，为了约束“微信十条”在执行层面后可能产生的争议和变形，早做规范，防住执行走偏，肯定不是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