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幕，大会将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或者说，“依法治国”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次镌刻在党的中央全会的历史坐标上。（10月20日《新民晚报》）

　　社会关注度提前“预热”。这不仅是因为执政党的全会历史上首次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更因为法治是民心所盼，国运所系。而自十八大以来，在扫了一大批“老虎”的情况下，在“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被打破后，继续重申与强调“依法治国”，显然是意义重大的事情。

　　对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聚焦依法治国，知名法学家李步云曾经表示，“这是头一次，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空前重视。”诚如斯言，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艰巨任务，就如今而言，恰逢全面深化改革、反腐纵深推进之时，依法推进法治中国，显然迎来了最佳的历史契机。

　　不可否认，当“依法治国”逐渐成为中国最强音，我国的法律法规也逐步完善。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43件，行政法规721件，地方性法规9000多件。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已经让“人治”社会脱胎换骨，让“法治”社会逐渐成为现实。

　　不过，在新时代的新背景下，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现实的问题与弊端。如在群众眼中，仍然有“信访不信法”的意识。如在干部眼中，仍然有“信权不信法”的意识。除却这些，如今的法律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与缺陷，一些冤假错案的存在，仍是对法治的一种拷问。如浙江叔侄案、河南赵作海案、河北聂树斌案等，虽然这些案件现在已经沉冤得雪，但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而言，仍然是一种打击。

　　审视我国法治现状不难发现，之所以法治还不够健全，一方面，固然有法律本身的不够成熟；但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地方管理者对法治建设仍然缺乏足够的重视。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曾经以“进一步，退两步”来描述我国法治建设的路径，著名律师张思之先生亦曾用“扭秧歌”来形容中国法治建设道路的曲折。

　　一个让人倍感高兴的消息是，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十八大之后，在新一届205名中共中央委员中，除了21人（占比10.2%）是理工科背景外，其余具备大学以上学历的委员均具有人文社会科学背景，其中最集中的专业学习背景是经济管理、法律、政治学等领域。这预示着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将全面进入一个经济学家、法学家治国的时代。这样的现实，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毕竟，“一个人的学识背景，会影响一个人的未来，影响他的思维方式，影响他的做事效果。国家领导者相似的法律学识背景，必然会影响到治国理政的方式，影响国家的法治进程。‘法治中国’的未来，也由此增加了更多的信心。”

　　可以说，无论是坊间的看法，还是中央的举动，一个指向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必选项。不过，在现实的生活中，依法治国该如何推进？也是一门技术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直截了当地表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这足以说明，就推进依法治国而言，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民众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但更要领导干部带头守法，而这，显然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

　　《韩非子》有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里描述了依法办事所带来的纲纪严明，这对如今的我们来说，仍然有很大的启示价值。众所周知，法治的要义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就要求全社会都要遵纪守法，而其中，领导带头遵纪守法，显然是无可争议、无需讨论的底线。

　　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是，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想让法治真正成为政府的行政方式、全民的生活方式，既需呼吁顶层设计，更需呼吁配套制度对接，与此同时，还要监督政府部门知行合一，这样，依法治国才能真正照进现实。让遵守法律像呼吸一样自然，让法治成为每一位公民的信仰，让带头守法成为每一名官员的底线，这样的要求并不算太高，希望这早日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