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底，农民工最关心的就是老板千万别又拖欠工资。20日，广东省人大财经委向省人大常委会提交审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剑指欠薪等问题，连发工资时间也有规定，以后老板不能随便选个时间“出粮”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50%以上一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1月21日《南方都市报》）

　　对恶意欠薪者，讨薪者不仅可以讨回工资，还能因祸得福，获得近乎等额的加付赔偿，这个消息令人欣喜。至少，在广东这个外来农民工大省，劳动者可以挺直腰杆工作了，不必再无奈到频繁上演跳楼、爬塔秀凄苦了。真是善莫大焉。

　　但高兴之余也有隐忧。一者，对付欠薪“老赖”，目前的办法已然不少，仅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包括日前印发的《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等就有至少三部，而地方出台的治欠薪法规则更多，可欠薪新闻并未绝迹，部分行业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工资问题仍较突出。就在几日前，还有媒体记者通过“讨薪日记”的形式，为我们呈现了眼下一些农民工年底讨薪的心酸图景。一边是屡屡亮剑的法律，一边是对剑不以为意。连法律都不放眼里的老赖们，支付罚金是不是管用还真说不准。

　　虽说欠薪顽疾病因复杂，但现有法律法规自身缺陷，尤需审视。一方面，规则过于宏观、原则，缺乏量化细化导致可操作性不强，成为了执行难难执行的死穴；另一方面，现有法律法规存在着两个弱点：一是都将惩戒欠薪者作为核心思路；二是都在欠薪事实既遂之后。喊和吓对于欠薪“老赖”未见得就起作用，而滞后性惩戒所带来的，不仅是增加维权难度，无形之中也提高了行政执法成本，更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讨薪之所以难，难就难在没有话语权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直接对话上。如何剥离这层关系，将被动的“讨要”变成主动的“支付”，这应是制定各种规章的思考着力点。一些地方推行的工资单独列账管理与最近国务院要求“推行银行代发工资制度”，让面对面的讨薪变成第三方机构直接发放工资的模式，这种釜底抽薪模式很值得借鉴推广。主动揽责虽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但如能治住欠薪顽疾，花多大的成本都是值得的。这符合法治精神要义，也契合服务型政府本质。

　　对付恶意欠薪，需要合力围攻。法律制裁和经济惩罚无疑是两只拳头，既要让欠薪者有吃官司陷囹圄之危险，也要让其面临因高违法成本而肉疼之窘境。从这个角度看，高额赔偿金可以理解成是对维权风险和代价的一次补偿，有助于调动维权积极性。但于朴素的农民工而言，能按时足额拿到自己的劳动所得，有尊严地工作，就已经足够。这是政府对他们的起码交代，也是义不容推的责任。如果把《修正案》看做是送给农民工的一个年前大红包，期待打开来的是满心欢喜，而不是看着诱人却填不得肚皮的画饼。（南方网晴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