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拖延、注意力很难集中，可能不是懒惰，而是患上了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2023年10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世界ADHD联盟（WFADHD）等机构联合发起义诊活动，呼吁关注ADHD。有年轻人到医院确诊后终于解开了心结：“确诊ADHD，让我觉得整个人生都得到了解释。”这个话题形成了一场独特的风潮：各大社交平台上，话题“原来我有ADHD”的浏览量高达1665万。

　　很多人从未听说ADHD，最多是知道“儿童多动症”。多动只是ADHD的其中一种表现，注意力分散、有认知障碍、阅读障碍、严重拖延等症状，也是ADHD的表现。它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多被发现于孩童。问题是，很多人在成长阶段，即使出现了症状，如果父母、师长缺乏相关知识，或者周围没有匹配的医疗资源，大概率会错过接受诊断和治疗的机会，也因为这样，很多成年人患有ADHD而不自知。

　　脱口秀演员童漠男曾在一次表演中讲述了自己童年经历。他学习不好，注意力不集中，被迫转了七次学，学校越好，管得越严，他越难适应，最终父母放弃了，把他转到一所能包容“问题孩子”的小学。他在那里找到了同样“奇怪”的小朋友，收获了快乐和友谊，也找到了适合他成长的道路。他是幸运的，因为他的父母当时并不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用他的话说，“只是在绝望之下对我特别包容”。直到29岁，童漠男才在《分心不是我的错》这本书中意识到自己儿时应该是患有ADHD。

　　受惠于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的便利和科普的深入，各种心理学量表在网络中普及，更多人勇敢地分享自己得病、确诊的经历，很多人都是直到成年才接触到ADHD的概念，有了自我了解、寻求帮助、自我和解的可能。加上近年来，心理学日益被重视，让我们对自己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人不只需要身体健康，更需要精神健康，成长不只是知识的学习，更需要完成人格的培养。

　　ADHD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的话题曲线，跟前两年的抑郁症、孤独症话题非常相似。这种话题热度是有益的，它可以进一步增加人们对精神疾病的了解。疾病带来的痛苦不仅是疾病本身，更有无从化解的自卑，面对指责时的胆怯和自责，当无法自洽时，就可能出现抑郁、焦虑或双相情感障碍。不要把疾病带来的问题做道德化解读，抑郁不是“小心眼看不开”，ADHD不是“偷懒爱玩拖延症”，学习不好不是不认真，工作完成不了不是不努力。当自己或孩子出现相似症状时，请寻求专业帮助，勇敢面对、坦然接纳。当身边有人出现相似症状或被确诊时，请少一些误解、多一些共情，少一些歧视、多一些尊重。

　　前两天上海地铁有乘客发生口角，一个老人指责孩子在地铁上吃东西，孩子母亲无奈地解释，并非不想管，而是孩子有自闭症，每天要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去上专门的幼儿园。周围乘客听说后立刻帮这个母亲说话，视频后面的跟评也充满了友善的发言。不能不说，这些年来对此类疾病的科普、宣教，对于提升人们的认知，增进社会的包容，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不过，与抑郁症、孤独症话题一样，ADHD的讨论也出现了一些异化。医疗诊断是谨慎、专业的，即使有注意力分散等问题，并不等于就患有ADHD，但有些人只在网上的量表里勾勾划划之后，就宣称自己有ADHD，甚至把这个标签当成一种“时尚谈资”，这样的行为，无论是不恰当地给自己的不上进找借口，还是用它制造话题流量，对于真正的病患来说都非常不公平。

　　所有与医学有关的话题，都应严肃且认真。与ADHD成为“时尚标签”的高热度相反的是，相关领域的专业医疗资源相对不足，对此的社会认识水平也相对较低。有媒体近日在一篇深度报道中引用了一组数字：国内可确诊成人ADHD的医院共73家，只能覆盖23个省份和港澳台地区，接近一半的省份全省只有一家医院有诊断资质。ADHD属于神经发育性问题，已被归入儿童精神病学，而2019年的数据是，我国专职儿童精神科医生不到500名。与此同时，一部分人把治疗处方药当成“聪明药”，不管是不是真病了，都试图以此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或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我们期待ADHD的讨论能进入深水区，转化为对心理健康问题更全面、理性的理解，并促使社会提供更好的支持和资源。（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