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整合本辖区内106名性侵、拐卖、拐骗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资料，研发了广东首个“未成年被害人已决案件查询系统”，使涉未成年人行业通过“一键查询”，将不适宜从事涉未成年人行业的人员“挡在墙外”。目前已对150名教师、临聘人员、工勤人员、保安等教育行业人员进行了入职查询。（3月31日《中国青年报》）

　　早在2016年，上海市闵行区就构建了“黑名单”体系，限制曾经有强奸、猥亵等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人员从事相关行业。而花都区的“一键查询”系统显然更先进、科学，期待能够全国推广，构建一套层级更高、范围更广、效力更强，更具有操作性的限制体系。

　　首先需厘清的是，无论“黑名单”亦或“一键查询”，其不仅不违背现行法律，反而有法可依。根据刑法，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时，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根据教师法，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根据义务教育法，学校不得聘用曾经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其他不适合从事义务教育工作的人担任工作人员。

　　即相关法律早就剥夺了包括并不限于性侵前科人员从事教师或学校工作人员的权利。只是由于信息共享的部门隔阂和区域阻隔，加之没有职能部门牵头推动，尚未形成科学、规范、系统的一体化查询和限制体系。花都区推出的的“一键查询”系统，并未超出法律规定而限制公民权利，而是对相关信息进行整合，以便查询。

　　让有性侵前科者远离未成年人，关键是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有关人员均透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熟人犯罪比例相对较高；有性犯罪前科者再次犯罪比例相对较高。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媒体公开报道的378起性侵未成年人（14岁以下）案例中，施害人为多次作案的有120起，占比31.75%；熟人作案209起，占比59.89%。此外，有心理学家研究证明，性侵儿童者再犯率为各类罪犯之首。据报道，台湾连续暴力性侵犯的再犯率高达95%。

　　可见，这些性侵前科者对防范能力较差，自我保护意识较弱的未成年人威胁极大。如果放任其从事可能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无疑将增大悲剧发生概率。要知道，对特别强调人权保护的一些国家，对此类犯罪者的限制却更加严格，如美国的“梅根法案”、“安博警戒”系统。其中一些规定近乎苛刻，如规定此类罪犯刑满释放后要配备可以跟踪、监控的电子脚镣，并公开其信息，甚至实施化学阉割。

　　相比较而言，更凸显出我国对此类人员的从业及活动限制非常宽松。如一些幼教、托教、辅导机构、民办幼儿园等招聘大量的“老师”基本无教师资格证，也没有进行前科审查，难免让一些劣迹者混入其中。如花都区仅仅整合了该辖区内106名性侵、拐卖、拐骗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资料，无疑是“牛栏关猫”，无法阻止这些人员到其他区域从业，也无法查询其他区域的此类人员。

　　因而，理当尽快构建层级更高、更科学的“一键查询”系统。不妨由公安部门牵头，依托其人口信息及违法人员信息系统，构建覆盖全国的信息库。且不局限于性侵害犯罪，对有拐卖儿童、性骚扰劣迹者均列入数据库。并限制其从事保姆、家教、辅导机构等可能频繁接触未成年人的任何行业。进而形成对此类人员的有效约束和限制，将其对未成年人的潜在威胁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