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普及后，几乎人人都有摄像头，随之而来的是“是否被偷拍”的纠纷。近日又出现一起因怀疑“偷拍”而引发争端的热搜——7月15日，重庆北碚区，一女孩拿起手机拍轻轨门上的指示牌，一男孩和母亲站在轻轨门下，。母亲以为女孩在拍男孩，向她吼道“拍什么拍”，女孩回呛：“你儿很帅吗？又没拍你儿。”随后两人发生争吵，进而爆发肢体冲突，母亲拿水瓶向女孩头上砸去，女孩头部流血，随后报警。

图源：EG365/视觉中国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不久前，广州一女子怀疑自己在地铁上被大叔偷拍，且在对方自证清白后仍将其曝光，引发广泛关注。面对无处不在的手机摄像头，人们自我防范的意识逐渐觉醒，越来越多人也选择与拍摄者进行交涉。但交涉过程中的情绪如果走偏了，就会导致局面的不可收拾。这次因“偷拍”争议而酿成的流血事件，亦是如此。

　　根据《民法典》规定，如果未经同意偷拍他人，就可能涉嫌侵犯他人肖像权等人格权，需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绝大多数人即便背不全这条规定，最起码都有对“偷拍”说不的意识。问题在于，当“拍还是没拍”的纠纷被摆到了公共场合，双方都有被无数双眼睛甚至是手机摄像头盯着的压迫感，很容易引发意气用事的争吵和肢体冲突，结果只会是一地鸡毛。

　　把“女孩被打”事件的时间轴拉回来，双方本可以拿出合理的解决方式，譬如请周围的热心人来做第三方见证，在协商后调出相册察看男孩是否被偷拍，以及寻求工作人员帮助或报警，哪种都比拿水瓶砸人要好。当事人简单粗暴的处事作风，也将让自己付出不小的代价。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公共场合的人口密度在不断增加，摩肩擦踵多了，难免会导致矛盾的“火花”。最近热搜上的“偷拍”事件不过几起，但每天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纠纷，想必是不计其数。这给城市管理提了个醒：人的戾气是未知且不可控的，是否可以建立一种见招拆招的机制？

　　以“偷拍”纠纷为例，如果没有公众信服的“能说理的人”在场，双方大概率就只能是自说自话，容易陷入到情绪的对垒中。这个“能说理的人”在站台上很多，譬如站务人员或是保安，但在流动的车厢里确实不好找。是否可以增大巡查人员的密度，在当事人双方争执不下时尽快介入——这种人力资源的投入需要成本，但对日益增多的公共交通纠纷具有可靠的调停功用。既抓大也管小，社会文明化的进程当落脚于此。（谢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