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平台经济构建了一个融合消费市场、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丰富业态，背后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算法。有关算法的研究也在近些年不断涌现，其中，在劳动问题研究领域，以“算法控制”为核心概念的一系列观点已经颇具社会影响力，其中包含算法约束劳动者行为、控制劳动过程、甚至损害劳动者权益等。过往，算法因其技术的复杂性、商业的排他性等因素导致了外部的不可知，是在公众眼中如“黑箱”一般的存在。因此，推动算法公开透明已成为算法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日前，有外卖平台宣布建立算法公开机制，首期提出八项算法改进举措以保障骑手权益，并通过建立更加多元开放的沟通机制，如设立算法公示专区、定期举行多方恳谈会、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算法顾问委员会等，将算法公开推向常态化。

　　算法的作用毋庸置疑，由它催生的互联网平台吸纳了庞大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并为其提供收入。而批评者通常认为劳动者置于算法之中便是陷入了“困境”，从而逐步丧失了主体性，实际上这是一种过于绝对的判断。劳动者的工作时长、配送频次、收入水平等并非由算法本身控制，而是由“消费者-商家-骑手”多边交易市场的共同作用所决定。

　　如果从算法的产生、算法的作用过程和算法的改变，以及算法的再生产过程来看，算法本质上更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首先，算法在生成的过程中就包含了多样化的逻辑。这种多样化的逻辑体现在算法的商业逻辑第一性、价值逻辑第二性和平衡逻辑第三性之上。由于算法的设计确实首先要遵从平台业务的商业逻辑，所以它必然要以效率和用户满意度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所谓的“系统算法”，只不过这种商业逻辑的数字化体现。

　　算法虽然隐秘，却不是一个万能的“控制台”。一方面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影响效率的因素会不断地被算法吸纳，让算法从单向度的效率逻辑逐步过渡到多向度的均衡逻辑，算法也在选择完成任务的最优解；另一方面劳动者也可以在劳动过程中不断掌握算法的基本逻辑，从而找到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和便利的空间。因此，算法虽然以盈利为先导，却并不只遵循盈利逻辑。在算法不断增加透明度的同时，我们也需要重新定位算法对商业的价值，即承认算法的有限性和边界性，在承认“算法不是万能的”这个前提之下，算法也在劳动者的反向影响之下不断被修正，遵循平衡逻辑。

　　以外卖配送行业为例，骑手可以通过对平台规则的不断熟悉来提升劳动效率、获得更多报酬，这是一种逐步融入平台经济劳动生态的过程，也强化了其对劳动过程的部分掌控。又如一些骑手也会对抗算法的力量，特别是发挥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规模效应，形成人际关系网络，通过自组织间的协作与商议联合完成任务。

　　综上，算法并不具备全面控制、包打天下的功能，劳动者与算法之间的共生关系塑造了算法的柔性。而柔性也只是算法的一个面向，另一个更加重要的特征是“算法人性”。

　　之所以将算法的另一个特征以“人性”来概括，并不是因为算法本身具有人性，而是受到外力的影响呈现出人性化结果。例如，我国在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方面不断出台各种政策、参考案例、指导意见、行为指南等，也在不断地调动行政力量，推动平台企业从提升就业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将劳动者权益作为平台健康有序发展的核心关切。在政府的重视之下，社会舆论对于劳动者权益的强调和人文关怀也对平台企业如何修正算法产生了外部作用。因此，算法在国家治理的影响之下，逐步调整了其劳动者权益相关指标的权重和设计逻辑。

　　例如，外卖平台在推动算法公开透明的过程中，陆续向社会公开算法的基本设计原则和逻辑，也在不断优化与改进算法，比如调整配送时间，更多考虑配送过程中的自然环境影响；另一方面，也通过恳谈会、集体协商、沟通机制的建立，如引入外部专家组成算法顾问委员会，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并定期直接与一线的外卖配送骑手进行对话，让劳动者也可以逐步建立畅通的诉求和表达通道，更有利于预防不必要的平台及其合作商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并可以在源头发现矛盾时及时解决问题。平台企业对算法的修正工作也部分得益于这种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沟通方式，在算法设计中融入对劳动者权益和诉求的考量，这本质上也是让“人”的声音对算法的影响，也是科技向善的价值观体现。

　　随着平台算法的进一步公开透明，我们也需要对算法这一概念进行再思考和再审视，只有更加客观地对算法的多样化特征进行深刻研究，才能从根本上有效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和就业质量。最后，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举措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仅仅依靠平台企业改进算法是远远不够的。新业态劳动者仍旧需要国家针对平台经济出台更加适合新业态发展，且在科技与劳动之间实现平衡调整的一系列长效制度体系。同时，新闻媒体也应该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形象进行正面宣传和塑造，助力改善社会认知，逐步提升劳动者的社会声望和受尊重的水平。

　　撰文 孟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