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首次对国家监护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能履行监护责任、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其他合法监护人的，由国家承担监护职责”。草案采用了临时监护、长期监护的制度设计，在“政府保护”、“司法保护”章节，对国家临时监护、国家长期监护分别作出具体规定。

　　过去，不管未成年人受到家庭成员怎样的侵害，也不管未成年人的生存条件怎么恶劣，要想撤销法定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存在诸多困难，不仅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条款，而且缺乏可以借鉴的先例。鉴于此，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有性侵、出卖、暴力伤害未成年人等7类严重伤害行为的监护人，将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如此语境下，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首次对国家监护制度作出具体规定，如“未成年人没有其他合法监护人的，由国家承担监护职责”等，显然让一些困境儿童的权益有了法律保障。

　　在我国，未成年人的监护与亲权是合为一体的，监护是亲权的自然延伸。不可否认，家庭应该是未成年人的避风港，是孩子们安顿身心的“温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监护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折射出了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特别是监护监督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缺失。事实表明，父母法律责任越小，孩子生存风险越大。如果不能强行按下个别父母藐视法律的头颅，那么对未成年人不当教育、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可能会愈加猖獗。

　　换言之，对于父母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实现监护权的转移，对受害人进行合理安置，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然而，在我国，迫切需要确立“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对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程序进行重塑。主要是专设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将热心青少年权益保护、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有责任心、善于做思想教育工作的优秀审判人员，充实到审判组织，专门审理涉及到未成年人利益的民事、刑事等各类案件。

　　可见，强化国家监护责任，彰显儿童利益最大化。当家庭监护这个功能失灵的时候，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应挺身而出，建立起社区、行政、司法等三位一体的监护体系，彰显政府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换言之，针对父母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事件频发，除了强化家庭监护责任之外，应彰显政府的公共监护职能，建立起社会、学校、家庭等多位一体的监护体系；同时，应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建立起对困境儿童的安置、监护、教育等长效机制。（汪昌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