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此番铮铮之音，昭示着共产党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更是世界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生动宣言。
“徙木立信”出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著作《史记·商君列传》。《商君列传》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后世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徙木立信”。这一典故被引用至今，警示执政者必须言行一致、政通令行，深刻阐明了公信力是政令施行的根基、行动比语言更具说服力，同时也表明了法治需以明确的制度来保障执行，改革需通过持续兑现承诺积累公信力，以实际行动和成果凝聚社会共识和信任。
世纪之交，风雷激荡。21世纪初叶，国际形势复杂动荡，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利益板块深度调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加上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反腐败斗争面临着严峻复杂形势。如何锻造一支能够战胜大风大浪甚至惊涛骇浪、敢于刮骨疗毒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新时期共产党人深入考量和探索的紧迫课题。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时度势作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是新时代制定的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改进工作作风的“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也成功探索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跳出“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怪圈、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一把“金钥匙”。
一、守正创新——“徙木立信”的历史镜像与时代回响
商鞅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思想代表人物，他结合时代发展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等变法求新的发展政策。为使民众信任新法效力，他以“徙木立信”的方式在百姓间树立了“重承诺、守信用”的法律权威。随后系列新法的推行让秦国逐渐强大，为“秦统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华法治实践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是“徙木立信”思想源远流长。“徙木立信”的治国思想肇始于先秦时期，脱胎于春秋战国“立辕为信”军史，贯穿于华夏发展史，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完善。西周时期，官府于路门外设置“路鼓”“肺石”，百姓有击鼓伸冤或立石诉冤者，主管人员须全力破解冤情，后来“路鼓”演变成“登闻鼓”，成为官衙威信的一个标志。战国时期，名将吴起推行军事改革，通过“倚车辕”来明法审令、兑现奖励，使魏武卒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军队。北魏孝文帝施行均田制前，建立城门授田榜制，对虚报田亩官吏处以斩刑，使新法迅速获得百姓支持。唐太宗李世民以帝王诚信立政，通过“君臣共治”模式和《贞观律》的严格执行，将诚信原则贯穿于国家治理，开创“贞观之治”。北宋庆历新政，范仲淹效仿商鞅之法，将改革措施镌刻于开封府衙门前，并设立铜匦接受民众检举，使新政初期成效颇显。明代王阳明平定南赣民变后，制定《南赣乡约》并刻石示众，通过“约长轮值制”和“过失公示栏”让民众见证违规者受罚、守约者得赏，拓展徙木立信基层自治转化模式。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时，建立“月有考，岁有稽”考核公示制度，首次考核即罢黜庸官一百余人，使政令执行效率显著提升。此类将政治信用具象化为可感知、可验证、可参与治理实践的模式，至今仍是制度建设的重要历史镜鉴。
二是“徙木立信”思想暗合法治观念。“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内涵丰富而影响深远，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崇高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要求。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历经两千余年而历久弥新，这个看似简单的政治故事却暗含着法家“信赏必罚”的治国精髓，蕴藏着传统治国理政的深刻智慧。商鞅深谙“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执政规律，通过具象化的政治符号，在民众心中建立起对政令法规的信任。这种信任的建立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而是制度权威与政治诚信的双向建构。正如《商君书》所言：“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其核心要义与今天的“制度治党”理念形成跨越时空的前后呼应。商鞅以“徙木立信”变法图强，开创了中国古代改革者以制度刚性和行动示范取信于民的经国序民范式，但其主旨难以跳出为统治集权者服务的政治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新时代的“制度治党”旨在破除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和腐败行为，凝聚全体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有分析、有选择、有批判的吸收借鉴与科学扬弃。
三是“徙木立信”思想在现代得到传承创新。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深谙“徙木立信”的政治智慧。从秋收起义前后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解放战争时期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共产党人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等质朴条文，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行为准则。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将“徙木立信”的刚性约束与思想改造有机结合，重塑党的政治生态。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小岗村探索“大包干”，地方政府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契约式承诺，推动粮食增产增收，创造了“徙木立信”的现代经济版本。这些宝贵实践与“徙木立信”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政治信用作为执政根基的清醒认知。当下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也是对这种政治传统的赓续与革新，将徙木立信的历史智慧转化为“小切口”推动“大变局”的治理实践。
二、相得益彰——“徙木立信”与作风建设的内在逻辑契合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背景下，“徙木立信”所承载的政令必行、取信于民思想，恰如明镜高悬，映照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内在逻辑与时代要求。
一是彰显了制度刚性与政治信用的同构性。“徙木立信”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确定性构建政治信任。商鞅以五十金的重赏兑现徙木承诺，本质上是以制度刚性确立政令权威，与党的作风建设存在着共同之处。《商君书》强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君臣释法任私必乱”，这种法治思维与新时代与时俱进的“制度治党”理念存在深层次的契合。中央八项规定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撬动作风建设，正是通过“舌尖上的浪费”“会所里的歪风”“车轮上的腐败”等具体问题的制度性约束，实现了“徙木立信”式政治信用积累。制度刚性不仅体现在禁令的明确性，更在于执行的无差别性。中央八项规定开宗明义提出，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自2013年3月中央纪委第一次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进行通报至今，不分职位高低“点名道姓、公开曝光”，成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利器，有力营造了“人人喊打”氛围，增强了正风肃纪反腐的震慑效果，铁腕执纪使“制度长牙、纪律带电”成为政治新常态。
二是体现了知行合一与执政根基的互动性。“徙木立信”展现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准则，揭示的是言行一致的法则，对应着党的作风建设中知行关系的哲学命题。商鞅变法通过“徙木赏金”建立政令信用后，旋即颁布《垦草令》等系列改革措施，形成承诺与践诺的完整链条。这种知行转化逻辑，在延安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实施中得以体现，共产党人凭借着优良作风赢得了人民信任和拥护，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毛泽东同志强调“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正是对“徙木立信”精神的党性诠释。新时代作风建设将“徙木”智慧转化为“四不两直”调研、“最多跑一次”服务等制度创新，使政治承诺转化为可感知的治理效能。202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超九成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成效表示肯定。这是人民群众给共产党人投下的信任票，充分印证了取信于民和巩固执政根基的内在逻辑关系。
三是昭示了历史周期率破解与治国理政效能转化的耦合性。“徙木立信”蕴含着破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政治智慧。商鞅变法通过“徙木立信—法治推行—富国强兵”的治理闭环，使秦国突破“积弱—变法—返贫”的旧循环。这种治理效能转化机制，在新时代作风建设中体现为“徙木立信—制度治党—治理现代化”的升级路径。中央八项规定从最初20余条具体约束，发展为现在的涵盖调查研究、公务接待、办公用房等80条违规清单的制度体系，形成新时代徙木承诺的制度化提档升级。尤其是数字反腐技术的嵌入更使“徙木”智慧焕发新生，“大数据+监督”平台实现“四风”问题线索的智能识别与即时预警，将徙木立信的“市集公示”转化为全天候的“云端监督”。这种历史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使党的作风建设既葆有“徙木立信“的文化根脉，又具备现代化治理的科技赋能，为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三、固本强基——“徙木立信”指引下的作风建设实践路径
从春秋战国时期“徙木赏金”的实践，到封建时期“戒石铭”“官箴碑”“公告栏”等的警示，再到新中国各时期整风运动、纪律教育的思想洗礼，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的诚信法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强大文化基因。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之际，重溯“徙木立信”的历史智慧，对于理解作风建设的历史必然性、把握制度治党的现实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加快推动领导干部示范引领的制度化建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作风建设，关键在引领，形成“头雁效应”。领导干部作为“徙木立信”的“关键少数”执行者，必须率先垂范形成政治示范。要建立健全“一把手”责任清单制度，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述职评议，实现压力传导精准化。完善领导干部联系基层制度，通过定点调研、结对帮扶等机制，确保密切联系群众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强化领导干部家访、谈心谈话等制度，将作风监督从工作圈延伸到生活圈。建立领导干部政策承诺公示制度，重大决策前公开承诺事项，决策后对照检查执行效果，形成政治信用闭环管理。
二是持续完善党员干部知行合一的常态化机制。一名党员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干部就是一面旗帜。基层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都是群众关注的重点，必须将“徙木立信”的政治要求转化为这一“绝大多数”群体的日常行为准则。要探索构建理论学习与实践检验的双轮驱动机制，通过专家辅导、专题研讨、案例剖析等方式深化认知，依托基层挂职、志愿服务等平台强化实践锻炼。建立党员干部作风纪实档案管理制度，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党纪国法等情况与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相挂钩。推行党员干部承诺践诺制度，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制定个性化服务清单，定期公示进度、以督促进。完善党员干部行为规范细则，将抽象作风要求转化为公务标准、调研规程等具体操作指南。
三是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监督的系统化设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最有发言权。徙木立信的现代实践不能闭门造车、拒谏饰非，需要出门合辙、开门纳谏，多维构建全民参与的监督网络。建立健全群众评议制度，定期组织群众代表对机关作风进行满意度测评，将结果纳入单位绩效考核体系。完善“四风”问题举报奖励机制，通过加密传输、隐私保护等技术手段提升监督安全性。搭建政民互动数字平台，实现政策执行效果的实时反馈与问题线索的智能分析。推广“村民说事”“社区议事”“专家论事”等基层治理协商机制，将群众监督嵌入权力运行全过程，形成双向互动的信任共建模式。
四是探索构建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多样化措施。“徙木立信”既要强化制度刚性约束，也要激发担当作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建立科学规范的“三个区分开来”认定标准与研判流程，明确改革探索、应急处置等特殊情境下的免责情形，区分失误与失职的判定边界，建立跨部门联合审查会商机制，切实为改革者撑腰、为担当者负责。完善干部澄清正名机制，对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及时消除影响，维护干部干事创业劲头。构建多元激励机制，将作风建设成效与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先等相结合，精准做好受处分干部教育管理使用“后半篇文章”，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执政队伍。
四、久久为功——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长效机制构建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涉党的生死存亡。“徙木立信”穿越千年时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作为新时代的徙木实践，必须坚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学习机制，持续将“徙木立信”的政治智慧转化为管党治党的制度效能。
一是建立理论武装深度浸润机制。理论学习不是死记硬背、生搬硬套，更不能墨守成规、学用脱节，必须创新方式方法、结合实际稳步推进。要建立分层分类学习体系，针对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干部制定差异化学习教育方案。完善“第一议题”学习制度，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细化为专题学习模块、理论学习课题。构建“原著精读+历史溯源+实践研讨”三维学习模式，通过沉浸式教学深化理论认知和实践掌握。开发作风建设在线课程库，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原历史场景，增强学习感染力、浸润力。建立学习成效评估机制，通过理论知识竞赛、作风情景模拟、应急处突运用等方式检验学习成果。
二是健全警示教育常态震慑机制。警示教育是我们党保持廉洁队伍建设探索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各级党组织必须做好的一道“必答题”。要构建系统化警示教育资源库，按照违纪类型、发生领域、危害程度等维度分类建立典型案例学习版块，精准以案促学、以案促改。建立健全警示教育标准化流程，包含案例剖析、纪法解读、反思讨论等规定环节，避免“蜻蜓点水”走过场。创新廉政警示教育机制，完善违纪人员现身说法制度，建立庭审现场、监狱现场教育模式，组织党员干部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审理、聆听服刑人员忏悔、参观监狱现场等，通过身临其境式参与体验，加深对贪腐的警醒与认识。建立完善警示教育效果跟踪机制，通过定期回访评估教育成效，防止形式主义倾向。
三是完善制度创新动态调整机制。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推进作风建设的道路上，积极顺应时代变化，做到与时俱进，方能行稳致远。要建立作风建设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实践发展及时补充新型违纪情形。构建“四风”问题智能预警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识别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完善制度执行评估体系，通过第三方评估、交叉检查等方式检验制度实效。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及时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制度改革设计中来。建立制度创新试点机制，鼓励基层探索作风建设新举措，成熟经验及时上升为制度规范。强化各类制度衔接配套，确保作风建设制度与干部考核、监督问责等制度形成有机整体。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够历久弥坚、矢志不渝，正是凭借着铁一般的良好作风和严实纪律。实践证明，中央八项规定已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代名词，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张“金色名片”。奋进新征程，要深刻把握好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内涵和发展规律，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强党兴党，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和自我革命精神，努力以徙木之诚立政治之信、以徙木之严正作风之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更加规范化、体系化、深层次迈进，不断筑牢党的执政根基，开辟共产党人长期执政条件下作风建设新境界，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撰文 晋玉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