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选人用人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然知易行难。尤其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的背景下，选用得好，则事业兴旺；选用失当，则贻误战机。其中，最见功力、最须锤炼的，便是洞察本质、权衡利弊的“取舍之智”。

　　取舍之智，首在察德，以党性之尺衡量政治忠诚。选人用人的取舍首先体现在多重标准的衡量上。德与才孰重？古人早有“德才兼备”的理想标准，但现实中二者常难两全。北宋司马光对此深有洞见：“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他将人分为四类：德才兼备为“圣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无德无才为“愚人”。取舍之智，在于确立“德”的统帅地位，宁用德胜才之君子，慎用才胜德之小人。这并非轻视专业才能，而是深知若失却德的驾驭，其“才”愈高，则腐蚀制度愈深、掩盖问题愈巧、造成的损失愈巨。无才之德或可守成，无德之才足以覆舟。因此，必须将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深入考察干部在重大关头、原则问题上的现实表现，确保枪杆子、笔杆子、印把子始终掌握在忠诚可靠的人手中。这要求组织部门须怀“白袍点墨，终不可湔”的审慎，在动议提名、考察考核等环节严把政治关、品行关，防止“带病提拔”，从而在源头上铸牢干部队伍的忠诚之魂与清廉之基。

　　取舍之智，要在谋远，以战略眼光构建梯队格局。选人用人尤需战略眼光，最忌急功近利、竭泽而渔。若只顾眼前、只求速成，一味依赖“熟手”“快刀”，虽能应一时之需，却易造成人才断层、事业乏力。唐太宗李世民治国理政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其“远近兼顾”的战略布局：他既倚重房玄龄、杜如晦等经验丰富的老臣，稳定大局、把控方向；也大胆擢升马周、褚遂良等年轻才俊，给平台、压担子，促其成长。如此新老相继、梯次接续，才成就了贞观之治的持久兴盛。当前，我们推进的各项事业，都是关乎长远发展的系统工程。必须涵养“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的视野格局，克服短视思维，甘做“栽树人”“铺路石”，牢固树立党员干部“全周期”培养理念。要根据事业发展阶段动态调整策略：攻坚期，可侧重引进急需紧缺人才，迅速打开局面；平稳期，则应注重内部培养，健全“选育管用”闭环机制，确保干部队伍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取舍之智，贵在创新，以突破定式激发队伍活力。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亦需非常之胆识。当资历与能力、惯例与突破需要权衡时，真正的智慧往往体现在敢于打破窠臼的勇气上。汉武帝擢用年少果敢的霍去病远征漠北，不唯资历论，终成就“封狼居胥”的传奇；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大胆起用年轻将领，他们在关键岗位上展现出卓越军事才能，为胜利提供了关键支撑。在呼唤创新、鼓励担当的今天，更须涵养“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等观念，为那些有锐气、有闯劲、有潜能的“千里马”开辟特殊通道，给予更多信任与舞台。建立包容审慎的试错容错机制，保护其锐气与创造性，以制度护航激发整个干部队伍的生机活力。

　　取舍之智，成在协同，以科学配置提升整体效能。最高层次的取舍，并非追求每个位置上都安排“全能冠军”，而在于通过科学配置，构建功能互补、协同高效的整体系统。汉高祖刘邦曾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他的成功，正在于取三人之长，巧妙整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领导集体。现代治理更是如此，需要各种专长、不同特质的干部。取舍之道，在于运用“善弈者谋势”的智慧，依据事业发展全局需要和班子结构功能要求，通盘考量年龄、专业、经历、性格等因素，精心配置，让擅长决策的“帅才”、精于执行的“干才”、勇于开拓的“闯将”各归其位、各展所长，打造一支整体战斗力最强、合力最大的干部队伍。

　　取舍之间，见格局，见智慧，更见担当。选人用人的取舍之智，既要有“铁肩担道义”的坚守，也要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远见；既呼唤“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胆魄，也须涵养“妙手调鼎和五味”的智慧。唯有将这些智慧贯通运用，方能真正推动“干部资源”转化为“干事资本”，为迈向伟大复兴的征程提供坚实组织保证。

　　撰文 曾小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