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店铺、同一条链接，一线城市收到的羽绒服颜色鲜亮、质量上乘，而县城农村收到的却线头繁多、面料粗糙。“大城市发A货，县城农村发B货”——近日社交网络上的这番吐槽，再次揭示了电商行业被诟病已久的乱象。这不仅是个别商家“看人下菜”的失信行为，更是一个贯穿线下线上的历史性问题，在算法时代变得更加隐秘而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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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以收货地址为依据进行差别化发货，并非电商时代的“新发明”。往前回溯数十年，在我国城乡消费品流通体系中，一条“质量分化”的暗流早已存在：随着城市消费升级和监管趋严，部分假冒伪劣商品沿批发渠道下沉，最终流入乡镇与农村的小卖部。2019年，中消协一项调查显示，在四省农村集贸市场155个样本的抽查中，87个市场存在疑似假冒产品，73个存在“三无”产品，43个存在伪劣产品。可以说，购买力相对薄弱、维权渠道不畅的农村消费者，是质量降级的主要承受者。如今，商家不再依赖这种逐级分销，而是通过收货地址、消费行为数据和AI维权概率进行判断，对部分消费者进行更精细、更隐蔽的区隔对待。

　　这种供给歧视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并在不同业态中反复出现，根源在于城乡消费市场在信息获取、维权能力与监管覆盖等方面仍存在现实差距。正是这些差距，给了商家差别化供应的可乘之机。如今的“AB货”，正是这一逻辑的数字化演绎：商家基于对下沉市场消费者辨别能力、维权成本及退货意愿的判断，敢于将品质较次的商品进行“定向投放”，赌的就是他们“好说话”。而结果往往是，农村消费者看似买到了低价商品，实则因成本过度压缩而未能获得与价格相匹配的品质体验。

　　电商平台的流量与竞争规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在“低价者得流量”的算法逻辑下，商家被卷入残酷的价格“内卷”。当“自动跟价”等工具倒逼价格不断探底，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部分商家便只能以“B货”换生存。而质量降级的代价，往往被转嫁至“容忍度高”的下沉市场。

　　好在，政策与市场正在合力扭转这一局面。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等十部门联合发文，明确要求平台算法逻辑向优质侧重，推进平台内产品质量分级试点。2026年4月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进一步禁止平台强制商家“自动跟价”或低于成本销售，从源头抑制恶性价格竞争。同时，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逐步弥合城乡消费环境的差距，下沉市场的消费者也日益注重权益保护，通过社交平台互助监督、集体维权。这些力量，共同削弱了商家歧视性定价的基础。

　　“下沉”不应是品质的下降，而应是优质商品与服务的普及，是权益保障与市场红利的共享。只有当城乡消费者都能无差别地获得有品质保障的商品，农村消费潜力才能真正释放，中国电商也才能从规模扩张走向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这既是对每一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维护，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必然要求。

　　南方网、粤学习评论员 顾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