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中国东莞市活动2个多小时、赚取33万美元的故事，是各媒体的热点话题。如果查看一下西方媒体，几乎看不到相关报道。能够读到的有关布莱尔的新闻，也多是讲讲他出版的自传中披露了什么秘密，或者出任中东特使后的无所作为，再就是讲讲布莱尔夫妇炒房产活动中能让人发笑的琐事。显然，他在西方媒体已不算聚焦对象，换句话说就是“过期人物”了。

　　布莱尔在东西方不同的待遇，显然有“距离产生美”的效应。中国媒体都曾报道过这位年轻首相的头发从黑变灰白的全过程，人们知道他是如何在英国政坛上一次次魔术师般地化险为夷。近距离接触的西方人在布莱尔下台后“移情别恋”，而远距离的东方人则对他仍有神秘感。毕竟，他曾是一位全球知名的政治家。

　　不过，布莱尔在东莞“淘金”能成中国的热点新闻而在西方媒体找不到痕迹的现象，更深刻地反映出东西文化的差别。在西方社会，政要下台后便是普通公民，他的政策随即被后来者改写、翻新，媒体因他们不再掌握公共权力而缺乏报道热情，即便这些政要不甘寂寞露脸，媒体也无多少兴趣。布莱尔在中国的演讲价码是北美的两倍，媒体报道形成“中国火热”和“北美冷清”的差距，原因在此。

　　很多西方名人，都是靠这种“缭绕余音”在中国赚钱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英国前首相梅杰，都凭其曾有的名声在中国轻松赚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创意产业之父”霍金斯，也是凭着往日辉煌一次次被邀请登上中国的讲堂。在中国人心目中，名声是不朽的，值钱的，因此这些在西方的“过期人物”，在中国是“长期人物”。

　　西方人并不否认个人成就和历史上的贡献，但“名声”是不值钱的，“名”和“利”不是同步的。就说布莱尔，他成名时的收入少于成名后，因为首相不可能获得法律规定的收入。即便成名下台后，他还得通过写书、演讲来赚钱。所以西方的名人，包括政治家、科学家和影视明星，皆需要不断努力，要以新的作为来赚钱，不可能躺在声誉簿上收钱。

　　中国人对“名”的崇拜程度比西方人要强，无论是开学术研讨会，还是举行什么大型活动，都首先看“有什么名人来”，媒体追逐的也是名人而非其观点和新的贡献。这正好成为商家可资利用的东西，布莱尔是名人，请他来演讲比他讲什么更重要，房地产商花大价钱做广告，让东莞市顶级别墅楼盘“锦绣山河”一同随布莱尔到访而扬名。媒体也一样，报道布莱尔到访比报道他《从伟大到卓越》的演讲内容要积极得多。

　　布莱尔、地产商、媒体都玩了一场虚名，布莱尔讲了什么，听者有何收获，大家不知道，只知道他2个多小时赚了33万美元。在北美，邀请布莱尔演讲的公司是收门票赚钱的，出场费从门票中抽取；在中国，听演讲是免费的，因为能听名人布莱尔演讲是一种荣耀，究竟能听到什么新鲜见解并不重要。（编辑：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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