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震后，美国政府捐款50万美元，令不少国人感到失望。南开大学教授刁大明日前在《环球时报》撰文说，不要老把眼睛盯着政府，美国政府捐款少，但美国民间捐款已有数千万美元之多。

　　美国政府与民间捐款的巨大反差，原因在于美国特色的公共财政制度、国家政治战略考量以及美国民间社会慈善氛围的浓厚。这些，刁文多有论及，不必赘述。倒是刁文中，“美国‘小政府、大社会’传统政治的审美要求”一说，值得多说几句。

　　美国历史上，小政府、大社会还是大政府、小社会，最初也是存在争议的。比如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后，联邦内阁的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就主张“强行政”、组建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则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给予社会和个人更多自由。其后，虽有反复或微调，“小政府、大社会”基本成为美国的治国理念。

　　慈善如何组织、如何运行，慈善捐款如何分布，自然也跟这种理念息息相关。

　　对外，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政府捐款不多，因为美国政府用钱未必如我们这样方便；民间捐款不少，因为民间慈善组织、意识和激励制度都相当成熟发达。

　　对内亦如此。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型国家，类似弗里德曼这样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主张慈善应是基于自愿的民间行为，民间慈善会比政府做得好。所以在美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需要“吃皇粮”是不可想象的。

　　民间慈善可说是美国公众福利的支柱。也有与美国不同的模式，比如瑞典执政党社民党的治国理念就倾向于“大政府、小社会”，公众福利、助贫扶弱全由国家埋单。因此在瑞典，民间慈善只是国家福利的一种补充，并非支柱。

　　慈善未必要是政府行为，我之所以用“未必”二字，是因为官办慈善或民办慈善不是非此即彼，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选择慈善组织的方式，但不能政府慈善办不好，又抑制民间慈善的成长。我们到底选择怎样的慈善，当是汶川地震过后，我们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编辑：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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